1954年，杜鵬程的長篇小說《保衛延安》出版，立刻震動了全國文壇，被稱之為是“英雄史詩的一部初稿”（馮雪峰語）。它以高昂的激情、凝重的筆觸和磅礴的氣勢展開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壯麗畫卷，把當代戰爭小說的水平提升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它是新中國軍旅小說發展曆程中的一塊裏程碑，它甚至代表了當時長篇小說的最高成就。以它的出現為標誌，宣告了軍旅小說開始成為了當代軍旅文學乃至整個當代文學的“主流”。彙人這一“主流”的重頭戰爭長篇小說先後有孫犁的《風雲初記》、吳強的《紅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劉知俠的《鐵道遊擊隊》、高雲覽的《小城春秋》等，以及中短篇小說《平原烈火》（徐光耀）、《五彩路》（胡奇）、《小英雄雨來》（管樺）、《黎明的河邊》（峻青）、《黨費》（王願堅）等等。它們洶湧奔騰浩然作勢，掀起了新中國軍旅文學的第一個浪潮。稍後，時至五六十年代之交，圍繞著“向建國十周年獻禮”，又有一批優秀的戰爭小說蜂擁而至，其中長篇小說有馮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風鬥古城》、劉流的《烈火金剛》、馮誌的《敵後武工隊》、雪克的《戰鬥的青春》、李曉明和韓安慶的《破曉記》、柳杞的《長城煙塵》、丁秋生的《源泉》、陸柱國的《踏平東海萬頃浪》、柯崗的《逐鹿中原》等，以及中短篇小說《辛俊地》（管樺）、《小兵張嘎》（徐光耀）、《七根火柴》、《糧食的故事》（王願堅）、《百合花》（茹誌鵑）、《長長的流水》（劉真）等等，它們共同掀起了新中國軍旅文學的第二次浪潮。而戰爭題材長篇小說則是這兩次浪潮中的波峰浪尖。
當然，所謂“兩次浪潮”主要是從量的角度而言，究其實，它們不過是兩個波次的平麵展開，而並非質的縱深推進。作出這種判斷，倒不僅僅因為後來的作品從成就到影響都還未超出此前的《保衛延安》、《紅日》、《林海雪原》等，而更多的是關涉它們價值取向的同一性和強烈、鮮明而單一的時代特色以及由此帶來的時代局限。它們成為一時的主流文學，在更大程度上是由於和當時激烈的社會情緒與高蹈的意識形態的嚴密契合。它們的基本主題是謳歌武裝革命鬥爭的勝利，普遍旋律是樂觀的英雄主義加浪漫的理想主義。在風格基調上多受益於蘇聯衛國戰爭文學的高亢與激昂，在情節結構方麵則偏向於中國古典戰爭長篇小說的傳奇與故事。相比較而言，對“五四”以來中國現代小說藝術營養的汲取與消化倒並不充分。在語言錘煉、意境營造、藝術感覺的開放和人物心理的掘進等諸多方麵顯得共性大而個性小，不少作品還不免粗糙和稚嫩。它們之所以風靡當時，首先是滿足了人們急於了解革命曆程的熱情渴望；其次是表達了人們走出苦難之後對革命戰爭的感激心情；再次是以老百姓喜聞樂見的通俗形式適應了人們最一般的審美需求；最後，是相當一部分代表作被改編成電影等藝術樣式搬上了銀幕和舞台，極大限度地擴張了它們的傳播速度和覆蓋領域。毫無疑問，它們是當代中國軍旅小說的拓荒之作和奠基之作，它們不僅深刻地影響了“前17年”當代中國文學的整體麵貌，而且遠遠逸出文學的範圍，持久有力地導引了幾代中國青年的思想、情感、信仰乃至行為規範。在新中國的精神曆程上，打下了深深的曆史烙印。然而，換一角度看，以一種更加文學的眼光、更加開放的世界性眼光——譬如反思戰爭、正視悲劇、開掘人性、鑄造民族精神、解剖戰爭後遺症等尺度多方位多層麵地審視這批作品時，就無可諱言地要承認它們的封閉性、狹隘性和單一性。這大概也就是所謂的時代局限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