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鮮明的民族風格。民族風格大一統局麵的迅速形成，得益於三點。一是相對單一的民族民間文化背景；二是表現對象的中國化與民族化；三是“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審美要求。但是在民族風格的表現上，又形成兩種套路，一是在形式上直接采取了傳統的章回體或傳奇式敘事方法，形成了傳奇化的敘事風格。另一種是在作品中塑造帶有鮮明民族性格和精神的人物形象，並展現出本民族特有的民風民俗和生活風貌，這類作品在精神內涵上更多地展現了我們民族的氣魄和本質。以傳奇敘事的寫作手法而取得較高藝術成就的作品有《林海雪原》、《鐵道遊擊隊》、《烈火金剛》、《敵後武工隊》等等。傳奇敘事的作品由於敘事手法的相似而帶來了一些共同特征：一是整部小說並不矚目於對大事件的展開或大場麵的鋪排，而是由一個或數個小型的戰鬥故事構成，故事是小說的主體，無故事即無小說。二是敘述者在小說中充當作者的代言人，不僅以全知全能的視角講敘故事的細節和整體，而且能夠按照自己的價值標準、道德觀念和情感取向發表議論和評判。三是由於過於注重故事情節的曲折生動，而忽視了人物形象的塑造，缺乏對人物心理性格的揭示，而使人物顯得單一、扁平。而另一類塑造具有鮮明民族性格的英雄形象、展現民族精神風貌的作品則更體現了時代的特色和中華民族堅韌頑強、百折不撓的精神實質。《紅旗譜》、《風雲初記》是其中的優秀篇章。朱老忠的俠、義、忠、勇有中國古代許多英雄豪傑的影子，而他的勤勞、樸實、忠厚又濃縮了中國農民的優秀品質。《風雲初記》則以濃鬱的詩情畫意取勝，人物勤勞樸實、樂觀向上，並帶有北方農民獨有的豪爽、忠厚，場景描寫則純淨、明快，富有濃鬱的生活氣息，展現了我國北方農村的民風民俗。
三、現實軍旅題材小說的羸弱及其原因
在上述戰爭小說的“主流”之外，還有一條蜿蜒行進在“前17年”中的軍旅小說“支流”，那就是反映新中國成立後和平環境中的軍旅生活、軍人情感以及軍民關係的小說序列。它們的出現，拓寬了軍旅小說的題材領域，豐富了軍旅小說的表現內容，給軍旅小說帶來了新的特質和新的美學情趣。較早取得成就的是一批在戰爭後期入伍、幾乎和新中國同時起步走上創作道路的青年作家，題材麵相對集中在西藏、雲南等少數民族邊疆地區。50年代中期前後的代表作品有徐懷中的長篇《我們播種愛情》、中篇《地上的長虹》，劉克的短篇《央金》、《古堡上的烽煙》，彭荊風的短篇《拉枯小民兵》，以及林予反映東北軍墾生活的長篇《雁飛塞北》等。在1963年的全軍性大征文活動中，又出現了任斌武的《開頂風船的角色》和林雨的《五十大關》等正麵描寫部隊訓練生活的優秀短篇。“文化大革命”前夕出版的黎汝清的中篇《海島女民兵》和金敬邁的長篇《歐陽海之歌》，則為“前17年”的軍旅小說畫上了有力的句號。顯而易見的是，這批作者無論是數量還是影響都遠不足以和同時期的戰爭小說相抗衡。造成和平時期現實軍旅題材小說創作薄弱的原因也許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兩條。
第一是創作隊伍的變化。由於軍旅生活和軍旅成員急速而巨大的流動性——所謂“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同時也就決定了它的文學反映必須在不同的時代推出不同的代言人（作家），以保證作家對生活的親曆和體驗，否則，勢必出現“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窘迫與尷尬。新中國成立以後，一批相對成熟的軍旅作家陸續轉業到地方工作或者升到更高級的領導崗位，對現實軍旅生活的逐漸疏離與隔膜迫使他們隻能麵對過去（戰爭），而無法關注“當下”。與此同時，更年輕的軍旅作家還處在成長之中，作家隊伍的這一“斷層”，直接導致了現實軍旅小說創作的貧弱。其實，再進一步推廣開來看，“前17年”的軍旅小說在題材上已然呈現出明顯的“橄欖狀”。以建軍40年（1927—1966年）的曆程來劃分，反映前10年即紅軍題材的小說甚為稀少，反映新中國成立後17年的軍旅小說也漸次萎縮，最大量的是集中反映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作品。這種現實和當時活躍的軍旅小說家群構成的“橄欖狀”恰成一種對應關係：紅軍出身的小說家幾乎沒有，新中國成立後參軍的小說家尚待成熟，真正的主力絕大部分是“八路軍”、“新四軍”和解放戰爭期間入伍者。以此觀之，是否也說明了“生活乃創作的唯一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