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創作路線的強化。這裏所說的“創作路線”大體指的是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文藝為工農兵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思想路線。這一路線在新中國成立以後由於政治一體化的推行與強固，也變成了普泛的基本原則與指導思想。文學的革命功利性和政治功能性不斷地被加以規約和強化，從“兩為”的文藝方針到“兩結合”的創作方法，乃至“寫什麼”（題材、主題）和“怎麼寫”（形式、風格）等等，都有了不可更易的明確限製與強行規定。而軍隊作為高度政治化的武裝集團，在這些方麵執行得更為堅決和純粹，不允許有絲毫越軌的傾向、情緒和筆調。五十年代初期到中期先後出現的略有探索的《窪地上的“戰役”》（路翎）、《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碧野）、《戰鬥到明天》（白刃）、《親人》《媽媽》（王願堅）、《英雄的樂章》（劉真）、《雪天》（張麟）、《三月雪》（肖平）等戰爭小說都一一被扣上了“戰爭殘酷論”、“資產階級人性論”、“醜化人民軍隊”等多種帽子而遭到過不同程度的批判與否定。有的作家還因此罹難而被迫擱筆。這也是造成戰爭小說“第二次浪潮”無從深化與發展的重要原因。相形之下，現實軍旅題材就更為敏感和棘手，一方麵是缺乏經驗與參照，一方麵是諸多矛盾難以回避。1957年前後，在“雙百”方針的倡導下，在“幹預生活”口號的鼓動下，觸及部隊現實矛盾的《不好領導的人》（路野）、《無風浪》（朱新楣）等相繼發表，但立刻就遭到了粗暴的無情棒喝，現實題材軍旅小說創作在現實主義道路上剛剛起步就踉踉蹌蹌，致使不少作家或者不越雷池，或者繞道而行。進入60年代，戰爭題材也開始衰微，現實題材受到鼓勵，隻是現實主義的因素不斷稀釋，而浪漫主義的成分逐漸膨脹，掩蓋矛盾、粉飾生活成為一時的審美原則。“好人好事文學”普遍增多，即使寫矛盾也是先進與更先進的矛盾。這方麵的經典之作《歐陽海之歌》在塑造人物方麵已然出現了某些“高、大、全”的苗頭，雖然名震一時，其藝術性和生命力卻因此而大受損害。截至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搞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出籠，便基本宣布了“前17年”軍旅文學的壽終正寢。
現實軍旅題材的羸弱與曆史戰爭題材的強大，比照出了題材的不平衡。此外，還有一個體裁不平衡，即中短篇小說的歉收與長篇小說的豐收亦成巨大反差。如果說在短篇領域中，還有王願堅的“紅軍係列”、劉克的“西藏係列”、任斌武的《開頂風船的角色》、林雨的《五十大關》等精品佳構甚為突出的話，那麼，中篇小說則真是乏善可陳了。這與“前17年”當代文學中篇小說體裁普遍欠發達有關，更與文學手法的還不夠多樣、豐富與細膩有關。寥寥不多的幾個中篇，基本上都是長篇梗概（或兒童題材）。若以今天的寫法，加以鋪排、渲染、營造氛圍、強化感覺，差不多就成長篇了。中篇小說留下的這一“空白”，正好成為了新時期軍旅小說的一個“爆發點”。如前所述，在影響與局限“前17年”現實軍旅小說健康發展與繁榮的兩條主要原因中，創作隊伍的變化是表象的，創作路線的強化才是實質的。而且，後一條不僅僅是針對現實軍旅小說的，它對戰爭小說乃至整個當代小說的影響，都是深刻的，在它的強力牽引下，“前17年”的軍旅文學和當代文學一樣，走過了一條曲折回環的艱難道路。但是，即使如此，軍旅小說家們仍然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一度將軍旅小說的成就推向了時代所能允許的最高水準，為軍旅小說的深入發展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教訓。至於那些根本性的問題，隻能留給一個新的時代予以解決。事實上，他們中間的優秀分子日後果然成為了新時期最早打破堅冰的先鋒與闖將。
第二節50年代的軍旅長篇小說
一、孫犁和楊朔的散文體長篇小說：《風雲初記》與《三千裏江山》
在當代作家中，孫犁和楊朔都以散文著稱，他們涉足的小說，也都呈現出散文化的風格特征。孫犁的《風雲初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51年版）描寫了抗日戰爭初期滹沱河措岸的兩個村莊子午鎮和五龍堂的生活變遷，展現出特定時期民族矛盾與農村各階層矛盾錯綜交織的曆史現實。小說圍繞高慶山、吳春兒、田大瞎子、老蔣等幾戶人家在抗戰初期的生活情狀，細致地描繪出冀中抗日根據地各階層的生活狀況和精神麵貌，通過他們對待抗日的不同態度，反映了當時複雜的民族矛盾和內部矛盾。這裏既描寫了農民群眾保家衛國，堅持抗戰的決心和樂觀堅強的精神麵貌，也描寫了地主階層內部在抗戰問題上的相互勾結與分化；不僅有積極向上的兩個農村青年——春兒和芒種的愛情故事，也有俗兒這樣的開放、潑辣、追求享樂的女性對人生投機性的選擇，還有像李佩鍾那樣的從封建家庭走出來的革命知識分子。小說遵循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將不同階層、不同性格的人物在不同時期的思想狀況真實地反映在讀者麵前，使我們看到了抗戰初期冀中農村豐富多彩的人文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