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的結束，使北方這個軍旅詩群自行瓦解；而1957年“反右”運動中公劉、白樺等人的先後罹難，又使西南邊疆的軍旅詩群中途夭折。在這種情勢下，“李瑛模式”的和平軍旅詩歌逐漸取得了壟斷地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乃至此後的大批青年作者，幾乎都是以李瑛的詩集《靜靜的哨所》、《紅花滿山》等作為自己學習寫詩的藍本。70年代初《解放軍文藝》作為最早複刊的刊物之一，曾以大量篇幅來發表詩歌，也給當時的學詩者提供了寶貴的發表園地。鐵道兵、工程兵部隊先後出版的幾本詩集就是這些詩歌新人的最初收獲。這些詩作雖然稚拙和簡單化，但畢竟透出一股健康、明朗、甚至活潑的情緒，充溢著一種粗獷、樸實、甚至鮮活的生活氣息，在當時百花凋零的詩壇上還保持了一點生氣和生機。這種廣泛的群眾基礎和連續出版的李瑛詩集《棗林村集》（1972）、《紅花滿山》（1973）、《北疆紅似火》（1975）、《進軍集》（1976）相映生輝，就形成了“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一個獨特景觀。表麵看來，當時軍旅詩壇似乎進入了一個“繁榮期”，甚至與漸趨沉寂的當代詩壇形成了一種極鮮明的反差。但是，略加考察便不難發現，如果從藝術個性和審美風格的角度出發去辨識不同的“詩群”已相當困難了，充其量隻能從題材的劃分來區別他們（譬如寫空軍的周鶴、宮璽、廖代謙，寫坦克兵的紀鵬，寫騎兵的石祥，寫工程兵、鐵道兵的葉文福、韓作榮、喻曉、峭岩……）。這是一個龐雜而單一的軍旅詩群，繁榮背後埋伏了危機，活躍的表象掩飾了僵化的本質。從這種意義上說，此時的“李瑛模式”已經成為當代軍旅詩群繼續前行的桎梏。
四、突破與超越
當代軍旅詩人們衝破和超越“李瑛模式”乃至整個17年軍旅詩歌的努力是從新時期開始的。它的衝擊主要來自如下四個方麵：
1.部分詩人超越慣常的軍旅詩歌的思考視野和思維定勢，進入到社會的、政治的、文化層麵的反思和批判，將軍人的職責與命運和國家、民族的前途聯係起來加以重新審視和觀照，勇敢地撥響時代琴弦的最強音。代表作品主要是幾首政治抒情長詩，如李瑛的《一月的哀思》、葉文福的《將軍，你不能這樣做》、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他們熱烈地呼應了當時的思想解放運動，為軍旅詩贏得了新時期最初的聲譽和影響。
2.在思想解放運動的推動和南疆局部戰爭的感召下，更多詩人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了軍營內部和軍人自身，或者在戰爭的背景下重新思考戰爭與和平的深刻命題（如《山嶽山嶽叢林叢林》等），或者在和平的日子裏重新尋找軍人的價值定位（如《三十天》等）。軍人的人性覺醒導致了軍旅詩人的抒發情感方式的根本變化，程步濤、杜誌民、馬台省、賀東久、劉立雲、陳雲其等人在開掘軍旅生活更新的領域和更深的層麵方麵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貢獻。還有一部分女青年詩人如阮曉星、辛茹、尚方、康橋等則在軍旅愛情詩方麵進行了嚐試和突破，為軍旅詩苑增添了新的風景。
3.80年代初崛起於西北邊陲的“新邊塞詩”的代表人物周濤把一股粗放豪邁雄渾的大氣帶進了軍旅詩壇，在詩風上反李瑛而行之，它的近效果是帶出了一批“豪放派”，它的遠效應則是陸續產生了一批千行“大詩”，如馬合省的《老牆》、李鬆濤的《無倦滄桑》、朱增泉的《京都》、王久辛的《狂雪》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