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在詩歌形式探索上走得最遠的是80年代中期嶄露頭角的更年輕的一輩，如簡寧、蔡椿芳等（也包括稍早的李曉樺、劉立雲等）。他們基本甩掉了當代軍旅詩歌傳統的“包袱”，也排斥蘇聯詩歌的影響，他們直接從西方現代詩歌藝術中汲取養分，追蹤著當代新詩潮的步伐，努力尋找詩歌本身的所謂“純粹性”，給當代軍旅詩歌帶來了一定程度的挑戰。
上述四個“方麵軍”，也許還不能各自稱之為一般意義上的“詩群”，但他們的遙相呼應和交叉滲透確實造成了新時期軍旅詩壇多元並存、生動活潑的新局麵，從而作為一個以國防綠為標識的總的群體，在當代中國詩歌的整體格局中，顯示出了它獨異的風貌和蓬勃的活力。
第二節50年代軍旅詩
一、朝鮮戰爭詩群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次年朝鮮戰爭爆發，連年征戰的戰士尚未來得及卸甲安枕，便跨過鴨綠江赴朝參戰，戰爭的連續性使得朝鮮戰爭軍旅詩也保持了戰時軍旅詩直白、淺陋、急峻、強烈的詩風。“槍杆詩”這種產生於紅軍時期的群眾性文化作品，在部隊中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詩的作者和讀者大多為戰士，即便是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戰士。也都加入到創作、傳誦的行列。一批年輕的詩人未央、柯原、張永枚（三人均是1949年參軍，1950年赴朝參戰），以及一些老詩人如李瑛、胡昭等，都寫了一批有關朝鮮戰爭的詩篇。
未央在朝鮮戰場從事文藝宣傳工作，1953年回國，1954年出版的隻有11首作品的詩集《祖國，我回來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以其簡捷的構思，樸素的語言，飽滿的愛國熱情，富於個性的獨白式的抒情風格，擊中了當時的社會焦點和人們心靈的敏感部位，從而大受歡迎。作者的誌願軍戰士身份和口語化的詩歌形式相得益彰，不僅掩飾了藝術上的稚嫩，而且還強化了感情的打擊力度，《把槍給我吧！》更是成為當時傳唱一時的名篇。”一身征塵久別祖國的詩人乍回祖國，心情異常激動，“祖國，我回來了/祖國，我的親娘”（《祖國，我回來了！》），巨大的情緒通過直抒胸臆的喊叫宣泄出來，似乎沒有經過任何藝術和思想的過濾，但未央的詩體和風格，又不是那種閃電般的急馳的鼓點如田間《戰鬥者》般的節奏，而是用樸實無華的語言去講述一個動人的故事，去袒露一份愛國的真情。值得一提的是詩人在1953年10月所寫的一首詩——《我的良心》，這在詩人朝鮮戰爭題材的詩歌創作中，算是一個特例，麵對一個敵人，詩人站在人性的立場上去想像對方，具有一定的時代超越性，“你也許是密西西比河上的農民/像我是長江南岸的農民一樣”，詩人明白他們也是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犧牲品，但是這片“血染的朝鮮大地和我的趙心”卻容不得憐憫敵人，如果他不投降就會殺死他！在此以後，詩人還寫了不少緬懷革命戰爭和頌揚祖國建設等題材的詩篇，如《進韶山》、《歌唱你，祖國的十月》等，也陸續出版了長詩《楊秀珍》（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革命幹勁歌》（1959）、《大地春早》（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等詩集，但藝術修養和文化準備不足的局限，使得未央的詩歌創作有如曇花一現，在詩壇很快地消隱了。
張永枚的第一部詩集《新春》（湖北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就誕生在風雪彌漫的行軍途中，誕生在朝鮮的防空洞裏。這部詩集當時還不夠成熟，但它所表現出來的敘事性和吟詠性的特點，卻奠定了此後張永枚風格的最初基礎。在《杏樹》中，一個“頭發斑白的老人”，在一棵杏樹被炸斷的地方，重新種下一棵杏樹，“他要用暮年的汗水/叫杏樹開花結果”。這本是對一件極其普通平凡細小的事情的敘述，然而讀來卻讓人感到其中大有深意，我們可以感到仇恨和信心已經凝結成為一種不可戰勝的力量。淡淡的抒情和緩緩的敘事構成了張永枚的詩風，但在這平靜的外殼下卻湧動著一種至剛至強的力。張永枚的詩歌，多是擷取一個閃光的片斷，稍加構思和剪裁，便是一首戰地詩，簡潔樸素，活潑鮮明，琅琅上口，這也大致體現了詩人的追求——“什麼是我的基調？部隊氣派，民歌風味，譜曲能唱，離曲可讀，這是我的願望。”詩人在詩中塑造了許多鮮明感人的藝術形象，如《將軍》中騎一匹棗紅馬的將軍，有《諾多爾江邊》中在兒子犧牲後毅然離家支前的老年夫婦，還有《屋簷下》露宿而不擾民的樸實禮貌的三個誌願軍戰士等等，可以說是這些生動感人的形象支撐起了張永枚的詩歌創作，也很好地表現了張永枚詩歌的敘述性特點。歸國後，他一直在南方部隊從事專業創作，以表現海軍邊防戰士生活為主要內容，到“文化大革命”前已出版了12部詩集，並參與了舞劇《五朵紅雲》和歌劇《紅鬆店》的創作。代表性詩集主要有《海邊的詩》（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騎馬挎槍走天下》（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和《螺號》（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等，此一時期，輕快柔美成為張永枚詩歌的主要特色，如他從高原回來收獲的詩《明星滿天》：“在那世界屋頂上/戰士子夜在站崗/內地的親人們/請你抬頭望/那滿天的明星啊/都是他們的軍徽在閃光！”從“明星”到“軍徽”，隨著意象的轉變，詩的主題也因此而升華，顯得輕巧而別致。“文化大革命”期間創作了京劇《平原作戰》和詩報告《西沙之戰》（雲南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西沙之戰》“雖然也顯示了一定的才華和詩歌形式上的追求，但終究不能掩蓋政治內容上的錯誤所帶來的浮華與蒼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