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軍旅話劇毫無疑問也受到了整體社會思潮與藝術思潮的影響，戲劇觀的討論和“探索戲劇”的出現必然對軍旅劇作家們的創作產生或大或小的影響；但是，特殊的政治任務也使得軍旅話劇在吸收、借鑒當時的社會藝術思潮以及同時代劇作家創作經驗的同時，頑強地保持著自身的特色。在追求藝術性的同時，軍旅劇作家所要承擔的社會責任以及對政治情感的抒發始終規約著軍旅劇作家的創作。但異於五六十年代的是，軍旅劇作家的政治情感不是簡單地停留在表層的、直露的頌揚與謳歌，而是更多地體現為基於對黨和國家、軍隊的熱愛而生發出的深沉而自覺的憂患意識。冠潮的《向前向前》、王仁的《這裏通向雲端》、劉川的《生者與死者》、王培公、李東才、劉惦晨的《火熱的心》、沈福慶的《流水的兵》等，將藝術探索的筆觸伸向正在進行的改革以及“左”傾思潮對人們思想的戕害。可以看出，劇作家們是以一顆火熱的心投入正在進行的改革，作品也凝聚了他們對國家和民族命運的獨特思考，而這一切也正是五六十年代革命曆史題材軍旅話劇創作所缺乏的。但是，對於正在發展中的社會現實，劇作家們“人乎其中”有餘而“出乎其外”不足，在以藝術反映生活的過程中，拘囿於生活的表層而沒能向著藝術與人性的深處拓展，沒有提煉出更多的具有哲理意蘊的藝術形象；在戲劇矛盾衝突的營構上，也多以觀念的衝突代替戲劇的衝突，因而，這一時期的作品從整體上來說藝術性並不突出。但這些作品所體現出的憂患意識是難能可貴的，也對以後的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80年代中後期。這種憂患意識體現為從個體生命出發對軍隊的發展進行思考，出現了一批無論在思想內涵的開掘還是藝術風格的張揚方麵都頗具分量的作品。它們不但在戲劇舞台上塑造了具有嶄新的時代特色的軍人形象，也把軍旅話劇凝重大氣的美學風格發揚光大。
跨入90年代之後，話劇麵臨著更加嚴重的危機，這不但表現在人們娛樂方式的多樣化以及文化需求的多元化，更表現在商品經濟對話劇的擠壓與衝擊。各個話劇團體都在焦灼地尋求著自己的生存之道，商業的需求壓倒了一切，藝術家們似乎也無暇再做80年代中後期那樣的探索，即使偶一為之，也更多的是出於商業考慮而不是藝術本身。與地方的許多話劇團體相比，軍隊話劇團體倒是享有了得天獨厚的優勢。軍隊話劇團體特有的體製優勢使得戲劇藝術家們無須在商品經濟的大潮衝擊下為了商業而犧牲藝術，但另一方麵，他們又必須承擔起以藝術為當前部隊需要服務的重任。不過，經過了幾十年發展的中國當代軍旅話劇已經逐漸摸索出了一條政治與藝術的平衡之路，戲劇藝術家們也有了更多可資借鑒的藝術經驗。因此，軍旅話劇進入90年代以來倒是顯得頗為從容不迫。表現在藝術創作中，作家們通常都是選取那些與當前部隊現實有密切關係的重大題材。但是，在結構這類題材的同時，作家們又不是急著從重大題材人手，而是從生活中的普通人的情感與命運人手，以小人物命運與情感的沉浮表現重大的社會題材。燕燕的《女兵連來了個男家屬》、王樹增的《都市軍號》，姚遠、蔣曉勤、鄧海男的《“厄爾尼諾”報告》和《男人兵陣》、龐澤雲的《炮震》、邵鈞林、嵇道清等的《虎踞鍾山》、王海鴿的《洗禮》、孟冰的《綠蔭裏的紅塑料桶》、唐棟的《歲月風景》等是這一時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這些作品不但以鮮活的藝術形象表現了重大的社會問題，而且在藝術上也不再隨波逐流，表現出了一種逐步成熟的文化心態和戲劇形態。
第二節發展脈絡
一、“前17年”的軍旅話劇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對於軍旅話劇來說，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它不但標誌著一個新的曆史時期的到來，同時也標誌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文藝工作由業餘化向著專業化、正規化的轉變。僅1949—1958年之間，我軍就在整合戰爭時期文工團的基礎上先後建立了總政話劇團以及海空軍和各軍區的十幾個話劇團，軍隊話劇力量漸成規模。在1956年全國話劇觀摩演出會上，參演的軍隊戲劇有多幕劇30個。獨幕劇19個，其中《萬水千山》、《戰鬥裏成長》、《保衛和平》、《衝破黎明前的黑暗》、《楊根思》等獲得了演出一等獎。在1959年總政治部舉行的全軍第二屆文藝彙演中又湧現出了《槐樹莊》、《東進序曲》、《南海戰歌》、《將軍當兵》、《年輕的鷹》、《遙遠的猛壟沙》、《三八線上》以及歌劇《柯山紅日》等一批優秀劇目。此後，解放軍總政治部又於1963、1964、1965連續3年組織優秀劇目授獎會，受到表彰的作品主要有《我是一個兵》、《霓虹燈下的哨兵》、《井岡山》、《第二個春天》、《南海長城》、《海防線上》、《南方來信》、《赤道戰鼓》、《女飛行員》、《帶兵的人》、《豹子灣的戰鬥》等。其中不少作品，都代表著當時全軍乃至全國戲劇創作的最高水準，引起過強烈的社會反響，記錄著中國當代軍旅話劇曾經擁有過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