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驅逐艦艦長》（1997）講述的發生在90年代的兩艘導彈驅逐艦的兩代艦長之間競爭和相互幫助的故事，其價值不僅在於展現了艦機協同、艦空對抗、艦潛對抗、海上受閱、軍艦遠航等等現代海軍景觀，更在於將當代軍人的追求、理想、奉獻、犧牲以及智慧的較量放在現代化建設的大背景中，將人物的理想、情懷、境界放在時代進步的大格局中熔鑄和展現，將對軍人的讚頌、謳歌與他們推動進步的現實努力相融合。例如，老艦長嚴同山麵對迅速更新的現代化裝備，逐漸清醒地認識到自己麵對現代化、麵對高科技的差距，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表明今天軍人職責所要求的最大的奉獻是能夠拋棄個人得失、勝任和富有創造性地幹好本職工作，跟上時代的步伐。值得一提的是劇中有一個引起現實海軍官兵強烈認同的“倒麵條事件”，從一個小的側麵表明現代軍人接受新挑戰要提高自身全麵素質的必要性。
我們國家正處在前所未有的曆史轉折期，回首昨天是為了應答今天和未來。世紀之交播映的22集軍旅大戲《突出重圍》（1999）就展示了一個新的開始。它矚目新軍事變革的世界格局，將英雄主義的謳歌融入科技強軍、質量建軍之大勢，以“打得贏”和“科技強軍”時代內容的凸顯，領近年軍旅電視劇創作風氣之先。如果說，《和平年代》與現代新生活相聯係，主體是對商業潮動中軍人奉獻精神的讚揚和摯愛軍營的讚歌，達到對軍人某種恒久價值的肯定，正所謂“和平是對軍人的最大獎賞”，那麼，《突出重圍》的振聾發聵處就在於：它以演習中的藍軍“自作主張”“打敗”紅軍為契機，通過紅藍兩軍反複“衝殺”（包括現代科技手段的運用），讓官兵感悟我們不能再“自己打敗自己”，而將新形勢下軍隊建設如何邁開新步伐作為一種生活觀念和藝術觀念來聚焦；如果說，《和平年代》以秦子雄形象塑造為代表，將一代軍人癡心不改的軍旅情懷和對物欲的鄙視做了近乎極端的表現，令人蕩氣回腸，那麼，《突出重圍》具有超越性的一個重要方麵就在於：在塑造具有時代特質的軍人人格形象方麵也突出了“重圍”，它在“謀打贏”的藝術內涵表現中著眼於塑造真正現代意義上的有著更豐滿現代人格的軍人，揭示出當代軍人要在科技強軍中做出應有的貢獻，思想品質要過硬，業務技術要過硬，眼界需開闊，胸襟更須開闊，還要豐富自己的謀略思想。創作者以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在劇中誘發著、重申著、張揚著、聚焦著“軍人是為戰爭而生存的”觀念，在我們軍隊曆經半個世紀的和平年代後發出了一個深刻的警醒信號。這正是一些人漸已淡漠的我軍軍魂的又一個本質方麵。這種創作觀念的獲得則是創作者滲入和認識新的時代語境的結果，並且體現著前瞻的膽識和勇氣。至此，以往熒屏對當代軍人種種非軍事本體的表現有了重大變化。以是觀之，朱海鵬，一個好發奇思異想的陸軍學院教研室主任，一個掌握一定信息化手段的中層指揮員，一個不甘平庸的現代軍人，為“謀打贏”衝破慣性思維，寧可舍棄自己的前程，竟一再“出格”，不為程式化的演習束縛，指揮藍軍用電子戰等手段打敗紅軍，實在是時代的弄潮兒。顯然，朱海鵬和他的“後台”——師長常少樂、戰友——參謀唐龍的異動思維有別於傳統類型軍人，但他們又仍然是傳統奉獻犧牲精神的繼承者，不過他們是從軍隊生存的根本目的著眼而采用了自己的繼承方式。“紅軍”師長黃興安三個階段的變化以及該師團長簡凡的“退伍轉業”，則使這場“戰爭”更多了值得品味的“思想”性內涵。
總之，創作者洞悉生活現象、提煉生活本質的能力使朱海鵬、常少樂、唐龍等人準確地站立在曆史和現實交叉的坐標點上，並由此閃現出富有時代內涵的精神光彩。這些年輕的和不年輕的軍人也是有著各種弱點的凡人，但他們又有著不凡的軍人品格，這種品格衝擊著淡忘戰爭的“和平”觀念，衝擊著種種習焉不察的思維惰性，也衝擊著盲目自滿、保名爭利的道德人格，顯現出創作者在創作觀念方麵深刻的把握和內蘊著的與時俱進的精神品格，最終它讓我們看到，“一個強大的民族後麵必定站著一支強大的軍隊！”這也是藝術必須關注的一個有著強大生命力的時代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