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紹棠來津晤談時，曾說：弛要給一個刊物編一個特輯，名叫“鄉土文學”，到時要我在前麵寫幾句話。對於紹棠，我是“有求必應”的，因為我知道，他不會給我出難題。他的一些想法，我也常常是同意的。但在談話當時，我並沒有弄清這四個字的含義，也沒有細想為什麼紹棠要編輯這樣一組文章。我還是點頭答應了。過了兩天，當他同一群人來舍下合影留念時，他又對我說了一次，我說：“我年老好忘，到時候你催促我吧！”前幾天紹棠果然來信催稿了。對於紹棠，我一向也是“有催必動”的。對這個題目，仍覺茫然，不得要領。因此，我托鄒明同誌寫信去問，究竟要我寫些什麼。紹棠的回信未到，我已經沉不住氣，隻好在這裏揣摩著寫。
記得魯迅先生，在許欽文初寫小說時，曾稱他的小說為“鄉土文學”。我想，這不外是，許欽文所寫都是浙江紹興一帶的人物故事、風土人情，甚至在人物對話方麵，也保留了一些方言土語。所以魯迅給了他這樣一個稱呼。這個稱呼，很難說是批評，但也很難說是推崇。因為，魯迅自己也寫了很多篇以家鄉人民生活為背景的小說，他並沒有自稱過這些小說為“鄉土文學”。別人也沒有這樣稱謂過，也不應該這樣稱呼。這已經不是什麼“鄉土文學”，而是民族的瑰寶。
說實在的，我對“鄉土文學”這個詞兒，也就是有這麼一些印象，其中恐怕還有錯誤之處。
我又聯想到紹棠這些年的一些言論和主張。他在好幾個地方說，他是“一個土著”，他所寫的是“鄉土文學”，是田園牧歌。他又說，他寫得越“土”，則外國人看來就越“洋”，等等。
看來，他好像是在和別人賭什麼不忿，自己要樹立一個與眾不同的標榜。
這可能也有客觀方麵的激勵，我是不大清楚的。我看的當代作家的作品很少，不敢冒充了解當今的文壇。
就我個人的認識來說，我以為紹棠其實是可以不必這樣說，也可以不必這樣標榜的。因為，就文學藝術來說，微觀言之，則所有文學作品，皆可稱為“鄉土文學”；而宏觀言之，則所謂“鄉土文學”，實不存在。文學形態，包括內容和形式，不能長久不變，曆史流傳的文學作品，並段有一種可以永遠稱之為“鄉土文學”。
當然，任何藝術品種，都有所謂民間的形式，或稱地方的形式，例如戲曲。但是，這種形式並非永久不變的，它要進入都市，甚至進入宮廷。一為文人墨客所簋易，就不永遠是鄉士的了。藝術又是不脛而走的，不分東西南北的，官牆限製不住它，城牆也限製不住它，它又可以衣錦還鄉，重新進入荒山僻野，為那裏人民所喜愛，並改變著那裏人民的藝術愛好、藝術趣味。
古之於今，今之於古，外洋之於中國，中國之於外洋，其規律也是如此。
在文學史上，南宋以來，又有所謂“市民文學”，好像是與“鄉土文學”對立的。其實這一名詞，也很難成立。平話形式的梁山故事，固然可以說是“市民文學”，但一成為《水滸傳》，就很難這樣說。城市是個非常複雜的所在，人也是很混雜的，它固然可以是首善之區，藏龍臥虎；但也可以是罪惡的淵藪，藏汙納垢。以城市來劃定一種文學形式是不穩定的，因此是不科學的。
凡是文藝，都要有根基，有土壤。有根基者才有生命力，有根基者才能遠走高飛。不然就會行之不遠，甚至寸步難行。什麼是文藝的根基呢？就是人民的現實生活，就是民族性格，就是民族傳統。根基也在受內在和外來的影響，逐漸變動。
因此，凡是根基深的文學藝術，它就可以為當時當地的人民所喜愛，它就可以走到各個地方去，為那裏的人民所接受，它就可以傳之永久。
紹棠當前所寫的，所從事的，隻要問根基紮得深不深，可以不計其他。我以為紹棠深入鄉土，努力反映那一帶人民的生活和鬥爭、風俗和習憒，這種創作道路，是完全可以自信的，是無可非議的。自己認真做去就可以了，何必因為別人另有選擇，自己就畫地為牢，限製自己？作家的眼睛，不能隻注視人民生活的局部，而是要注視它的全部。紹棠不要把自己同於運河兩岸。沒有一成不變的“鄉土文學”，就像人間並沒有世外桃源一樣。不管多麼偏遠的地區，人民的生活，也在不斷變化。外來的東西，總是要進來的，隻要民族的根基深，傳統同，自信力強，那是沒有什麼可怕的，也無需大驚小怪。
當然，我們不能提倡媚外文學。在三十年代，魯迅把那種討好外國人，以洋人的愛好為創作標準的文學，稱做“西崽相”的文學。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八日午飯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