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都會小心舊有的那些“傷口”，誰也不去碰它，讓那些惡言惡語，那些喪心病狂像沒有發生過一樣。我們真的就是這樣自足自樂。我像安徒生童話中的那個公主，蛻去了一身又汙穢又恥辱的青蛙外皮，而露出本相，恢複了美麗的原形。
我是一個天真無邪的人，是一個革命戰士，是黨的兒女，我享受著純潔的愛情，我簡直不懂得憂愁。……星期六的晚上，是一個浪漫的夢，是一首美麗的詩，是一段百讀不厭的文章。可是，今天是星期幾昵？一天，兩天，三天……還早得很呢。
西邊，再西邊，遙遠的異國，我還有一對兒女咧。多可愛的兒女呀！他們都是在延安長大的。他們都有過父親，可是我從來不忍心同他們談到他們的父親。讓他們把黨當成父親好了。他們真的就是這樣，都早早入了黨，是正式黨員。他們跟著黨，過了多年的艱苦生活，在童年沒有享受家庭的溫暖，隻有集體的歡欣；但他們有母親。為了讓他們健康成長，希望他們鍛煉得堅強，母親從沒有對他們有一點嬌生慣養。我的母親曾怎樣對待我的，現在我就怎樣對待他們。我小時，從來沒享受一點做為愛嬌的閨女的幸福，沒聽到過一聲心肝寶貝的親昵的呼喚；我也拒絕了一個做為母親的滿飲母性的甜酒。但我欣賞我對自己母親的了解。我們不是母女，而是朋友，是最貼心的朋友，是彼此生命的支柱。因此，我也希望我同我的兒女是朋友。是最知心的朋友。當他們很小，我懷抱著他們的時候我就盼著他們長大。我感到有許多話要向他們說，滿心希望他們成為媽媽的知己，是能同媽媽談心，能無所不談的，是最談得來的。現在，風暴之後，能談什麼呢？能談心裏話嗎？我隻能違心地告訴他們、，你們的媽媽是一個壞人。你們要相信黨。去年，1957年，報上發表文藝界粉碎了反黨集團的報道後，祖慧從莫斯科打來長途電話，在電話裏泣不成聲，反複地說：“我不相信！我不能相信！”我沒有勇氣接電話，不敢聽她的哭聲，我坐在電話機旁，眼淚像泉水一樣在我臉上流淌，火辣辣地在我心裏流過。我無法和她對話，我能說什麼呢？陳明在電話裏隻能說：“你聽黨的話。不要管我們們的事。你要堅強起來。要熬過去，自己好好學習、生活吧。”慘自的燈光把屋子照得像地獄似的陰慘慘的。陳明無可奈何地放下電話，我們互相望著，為天真無邪的受傷的孩子難過。祖林正好在國內，在北京，他也親受了那沉重的打擊。整天整天不說話，也不吃，隻是躺在小屋裏流眼淚。我寧願自己受責備，挨罰，下地獄，上刀山，也不願意看見他無言地在那裏默默受罪。可是，我能說什麼呢？我不能應承、也不能解釋。一切辱罵、一切諷刺，一切在冠冕堂皇言詞下的造謠誣陷我能忍受嗎？我能反抗嗎？我能辯護嗎？我隻有匐伏流涕，椎心泣血，低頭認“罪”。我的一切都被毀滅了。我還能在兒女麵前要求得到什麼呢？他們太幼小了、太天真了。他們如果還相信媽媽，他們就太慘了，他們也會挨打的。他們如果不再相信媽媽，他們將更苦。他們不隻要承受失去媽媽的痛苦，還要承受從媽媽那裏得來的恥辱。他們抬不起頭，怕人家看見他們想起他們可恥的媽媽。
他們臉上好像打有金印，是誰誰的兒子。他們不敢見媽媽的熟人，也不敢見自己的熟人，他們變成最敏感的人，最柔弱的人，怕人家的惡臉，也怕人家的好臉；怕刺激，也怕同情。什麼都是不幸，反正是一對可憐的兒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