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
近幾年我常為自己的《全集》寫後記，一年中寫三四篇《代跋》，要解釋舊作，我有時談到成都的老家。今年夏天我雖然寫得少些，但是我做過一個愉快的夢，在一間有紗窗的木板壁漆成綠色的書房裏我和三哥李堯林站在書桌前聽二叔講書。“必訟！”二叔忽然拍著書桌大聲說，“說得好！”
我吃了一驚。在八九年大病之後我總是睡不安穩，也少做夢，就是進入夢境，也恍恍惚惚，腦子並不清楚。這一次卻不同，我明明感覺到舒適的夏夜涼風。醒在床上，我還聽見二叔的聲音，他講書時常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必訟！”我很激動，一兩個小時不能闔眼，我在回憶那些難忘的事情。
對二叔李華封我了解不多，他平日很少同我和三哥交談，也不常對我們訓話，我們見到他打個招呼，他溫和地答應一聲。他的住房在後麵一進，旁邊便是大廚房，那幾年我沒有進學堂而在私塾中又相當自由的時候，午飯前常常溜到大廚房裏看謝廚子燒菜，很少聽見二叔房裏罵人或吵架的聲音。人們說他的脾氣不壞。
我隻知道二叔是本城一位掛牌的大律師，年輕時候在日本東京學過法律，他在成都也有點名氣，事務所就設在我們公館裏，三叔是他的助手，另外還有一個年輕的書記員，我和鄭書記員熟悉了，晚上沒有事就去找他下象棋。鄭書記員有一回向我稱讚二叔法庭辯護很精彩，他甚至安排我同他一起去法庭旁聽。
我們的確去了，可是本案審訊臨時改期，我以後也沒有再去。
我沒有聽見二叔談日本的事情，隻知道他有一個筆名（也就是室各）叫箱根室主人。他活著的時候我說不出箱根是什麼地方。1961年我訪問日本到了箱根，不由得想起亡故多年的二叔，好像一下子我們的距離縮短了。我當初為什麼沒有想到他在那個時候就喜歡箱根，我一直以為他是守舊派，甚至把他寫成《激流》中的高克明。在小說裏我還寫了淑貞的纏腳。但我堂妹的腳不久就得到了解放，在我們老家找不到一個老頑固了。
說到二叔，我忘不了的一件事，就是他做過我和三哥的語文老師，在我們離家前兩年給我們講解過《春秋·左傳》。每天晚上我們到他的書房，講解告一個段落，我們便告辭回屋。他給我們講書，因為他對《春秋·左傳》有興趣、有研究。此外還有一個原因：他太寂寞，三個兒子都病死了。他可能把希望寄托在三哥和我的身上。
我常說自己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我看不少人都是這樣。我在二叔身上也看到了矛盾，我對他平日總是敬而遠之，並無惡感，但也不親近。我還記得一件事情：編輯《平民之聲》旬刊的時候，我常常把剛剛印好的刊物放在家裏，就放在我和三哥住房對麵的空屋裏。有一天我進屋去拿新送來的報紙，門開著，二叔走過門前便進房來，拿起一張報紙看了看，上麵有我介紹“托爾斯泰的生平與學說”的長篇連載，最後還有報社的地址：成都雙眼井二十一號李芾甘。
他不滿意地看了我一眼，好像要說話，卻什麼也沒有講就放下報紙走出去了。
我以為他會對大哥提起這件事訓我一頓，後來才知道他隻是要大哥勸我在外麵活動時多加小心。這些話我當時聽不進去，以後回想起來才明白這是他的好意。
我和三哥出川念書，也得到他的鼓勵和幫助。
我想起年輕時候讀過一部《說部叢書》，這是當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翻譯小說，有文言，有白話，全用四號字排印，一共三集，每集一百種。這些書打開了我的眼界，使我關在家裏也看到外麵世界，接觸各種生活，理解各樣人物。
我覺得它們好像給我準備了條件，讓我張開雙臂去迎接新的思想，迎接新的文化運動。書都是大哥從二叔那裏借來的，為了這個我常常想起二叔。“文革”結束，我得到真正的解放後在舊書店買到一部這樣的《叢書》，還有未出齊的第四集。我的許多書都捐贈出去了，這叢書我留著，作為感激的紀念，不僅是對二叔，而且也對大哥、對別的許多人，我從他們那裏吸收了各種養料。沒有從他們那裏得來的點點滴滴，就沒有今天的我。
我繼續回憶，繼續思念，好像用一把鋤頭慢慢的挖，仿佛用一枝畫筆慢慢地描，二叔在我眼前複活了，兩眼閃光，興奮地說：“說得好，必訟！“他又在講解（《左傳》，又在稱讚《聊齋》的“春秋筆法”。他向我們介紹蒲鬆齡的好些作品，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篇告倒冥王的《席方平》。席方平替父伸冤備受酷刑，他不怕痛苦堅持上告，一級一級地上控，卻始終得不到公道。冥王問他還敢不敢再告狀？他答說：“必訟！”酷刑之後再問，他還是：“必訟！”響當當的兩個字真有斬釘截鐵的力量。但是他吃盡了苦頭，最後一次就回答冥王：“不訟了。”他真的不再告狀嗎？不，他講了假話，隻是為了保護自己，事實上他堅持到底，終於把貪贓枉法的冥王和官吏拉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