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起來了，二叔說過類似這樣的話：“席方平他講真話受到嚴刑拷打，講假話倒放掉了。然而他還是要講真話。他就是有骨氣！寫文章要有骨氣！”原來二叔也是教我講真話的一位老師。
怎樣寫文章，我本來一竅不通，聽慣了二叔的講解分析，我感到一點興趣，有時也照他的辦法分析讀過的文章，似乎有較深的理解，懂得一點把文字當作武器使用的奧妙。以後我需要傾吐感情、發泄愛憎的時候，我寂寞，痛苦、憤怒或悲傷的時候，我就拿起筆瘋狂地寫著，深夜我在自己房裏聽見大哥一個人坐進放在大廳上的轎子、打碎窗玻璃的時候，我不能控製自己，便在練習簿上寫下一些不成篇的長詩。後來我在法國沙多一吉裏讀到報道兩個意大利工人遭受電刑的時候，我寫出小說《滅亡》中一些重要的章節。我寫著，自己說仿佛有一根鞭子在我的背上猛抽。我對準痛處用力打擊，我的感情仿佛通過我的心、我的手全部灌注在筆下寫在紙上，“變成了我的呼喚，我的控訴，我的叫號。
最初的年代裏我到處跑，隻要手中有一支筆我便到處寫作。心裏想些什二，我就寫些什麼。我並不苦思苦想，尋找打擊要害的有力的字句，我讓感情奔放，煽旺心中的火，推動我這支毫無裝飾的筆飛越一張一張的稿紙，我沒有學會一字誅心的筆法，我走自己的道路。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我終於從荊棘叢中走了出來。
我一再聲明，反複解釋，我不是文學家，也不懂藝術。有人嫌我噦嗦，其實我不過在講真話。“文革”期間我曾幾次被趕出文壇，又偷偷地溜了回來。現在我還不知道是否已在文壇“定居”。但是自己早有思想準備，不會太久了！
接連幾個不眠的長夜，我睜著眼睛在思索，在回憶。灰堆裏還閃亮著火星。
我不是懷念亡故的親人，難道是在為自己結帳，準備還清欠債？
那麼是時候了。
又想到了二叔，關於他許多事情我都記不起來了。我父親隻活了四十四歲。二叔活過了五十，但是他做五十大壽的時候我早已離開成都，現在連他的忌辰也弄不清楚了。我們出川後還同他通過三四封信，“文革”之後隻剩下一頁無尾的殘箋，他的手跡對我還是十分親切，使我想起他那些勤奮治學的教誨。
最近我把六十幾年前這一頁舊信贈給成都的“慧園”，說明我今天還不曾忘記我的這位老師。
我記不起我擱筆有幾年了。寫字困難，我便開動腦筋，懷舊的思想在活動，眼前出現一張一張親切的臉。我的確在為自己結帳。我忽然想再翻一下《春秋·左傳》。多年不逛書店了，我請友人黃裳替我買來一部有注解的新版本，不厚不薄，一共四冊，我拿著翻看，翻過一冊又是一冊。我忽然停住，低聲念了起來：“太史書日：‘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合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我不再往後翻看了，我仿佛又站在二叔的寫字台前。熟悉的人，熟悉的事。
治學有骨氣，做人也有骨氣。人說真話，史官記實事，第一個死了，第二個站出來，殺了三個，還有第四、第五……兩千五百三十九年前的崔杼懂得這個道理，他便沒有讓“太史盡死”。
崔杼是個聰明人，他當然知道即使不放過一個史官，他也阻止不了“執簡以往”的人。二叔知道這個，我也知道這個，他的確是我的老師。
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