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下這個題目，已是心酸目潤。我原不忍也不能撰述此文，因為感情上文筆上都不容許我落墨於紙上，詞不逮意。更對不住逝者。但故鄉政協諸位熱情人士，要為祜兄編印紀念文冊，使我感激不已，如我不能貢一言，又何以對沽中父老親厚？是以再三延擱，今始下筆，其不足以副題，更無待多陳了。
我們兄弟五人，祜兄行四，我居最幼。長兄為震昌，字伯安，深造於德文，為外籍師友盛讚，不幸早亡。二兄祚昌，字福民，三兄澤昌，字雨仁，二人皆在津市“學生意”，一為錢莊行，一為木行。此兩兄亦俊材，其珠算之精，無不歎服，而浮沉於舊社會，一無建樹，識者惜之。二兄壽至九旬，無疾而終。三兄遭“文革”之難，其卒也至為慘痛，餘不忍言。先父鑒於祚、澤學徒之無成，采納至親的勸說，於是祜昌兄與我，皆得升學（天津市內中學），以求深造。我與祜兄年最接近（相差六齡），故自幼形影不離，心跡最密。一一這種不離與最密，不止幼年，而是直貫於後來的數十年寒暑炎涼，曾無少改。
除長兄早逝外，活下來的四兄弟，感情融洽，相親相敬，大不同於有時常見的同室操戈、反目爭吵，是以鄉裏之間，多有稱羨之語。一次，我隨雨仁三兄晚間散步於河畔土圍牆上，田家墳小學校役名周海福者，過而見之，自歎日：“看人家兄弟，從沒見（他們之間）紅過臉（紅過臉，謂怒惱爭執也）。可是，一般鄉親卻很難想見我與四兄祜昌的這種非同尋常的手足之情，棠棣之切，更不知道我們在學術上的密契。
從30年代後期起，熬到抗戰勝利，我掙紮回到了燕京大學，一段時間內，經濟十分困難，是祜昌按月寄錢給我。更重要者，也是他將我引入了研究《紅樓夢》這一巨大無比的中華文化課題上來的。
從那以後，我二人來往書信，數量之大，內容之富，大約世上兄弟之間是罕有的！每封信都以研究紅學、曹學為主要內容。我把新收獲及時告知他，他歡喜無量，除了給我鼓勵，也有啟迪建議。這種特殊的通訊直到他永辭人世，期間從未中斷過（不幸，這種重要文史資料，動亂中毀失殆盡）。
拙著《紅樓夢新證》的出版，四十萬言的巨著，稿如山積，是祜兄一筆一劃工楷抄清的。對於這個事業，我也一度心灰意懶過，想不再做這吃苦而挨批的傻事了，祜兄則不以為然，一力勸我堅持努力，探求真理。1974年受命重整《新證》，也仍然是他到京，做我的左右臂助。功績辛勞，片言難盡。
1954年，我奉中央特調由四川大學回京，從此，我二人又得每年一度相聚。
因他後來做業餘中學教師，故暑期假日，一定來共研紅業。聯床夜語，剪燈清話，總到深宵不知疲倦，不願就寢。我們同訪西山雪芹足跡，同尋敦敏槐園殘痕，同入石虎胡同右翼宗學，同繞什刹海恭王舊府，左右四鄰……凡古城內外與雪芹相關之地，必有我二人的蹤影，而祜兄的癡心篤誌，遠過於我，往日見我工作忙不得抽身，他便獨自出遊，重到那些地方，徘徊瞻眺，依依不合。我們寫稿，我們作詩，我們論字……晚上散步，我們在古城牆拆後基址大石土塊上共坐，互相討論，許多好的見解，都因他的啟發而愈談愈獲深切。我們走過的胡同裏，有老太太看到我們形影，就說：“你們是弟兄吧？哪兒去找這麼老哥兒倆！”言語間流露出讚羨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