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其三，學思並重。學習與思考是教學中的兩個決定性環節。掌握知識與發展智力又是教學的兩大主要任務。兩者是統一的，又是有矛盾的。學思並重就是尋求兩者的辯證統一。
孔子首先提出學思並重的思想。他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思並重，學思結合的思想成為中國古代教育家一致讚同和普遍遵循的教學原則。但在教學實踐中，不同學派的教育家又往往各有側重。孟子重視學，更強調思的重要性，他甚至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荀子特別強調博學，主張多見廣識，同時注重思，他所說的“思索熟察”、“虛一而靜”、“兼陳中衡”，都是強調在廣博知識基礎《聖跡圖》上發揮思考力的作用。王充最重實知，也重思考，他說：“唯精思之，雖大無難”，認為學習時“必開心意”，才能真有所得。朱熹對學習知識十分重視，尤其強調讀書，但認為必須通過思考，他提出的讀書要領“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就是強調思考的。葉適認為孔子是主張學思並重，內外結合的，後世教學各執一端，違背了這一原則，“祖習訓故，淺陋相承者，不思之類也；其穿穴性命，空虛自喜者，不學之類也”。王夫之最全麵地發揮了孔子的思想，並指出：“學非有礙於思，而學愈博則思愈遠；思正有功於學，而思之困則學必勤”。
促進學思結合的重要途徑是開展師生朋友間的問難論辯。孔子不讚成學生對老師的教導“無所不悅”的態度。認為通過詰問論辯，才能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墨家更提倡辨析名理，專作《墨辯》。王充反對“信師是古”，主張“極問”，作有《問孔》、《非韓》、《刺孟》等篇，通過問難，來“證定是非”，“辯其虛實”，張載認為學習必須善於發現和提出疑點，深入思考，疑解就是進步。朱熹說：“群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疑漸漸解，以致融會貫通，都無所疑，方始是學”。王夫之認為“疑”與“信”是相反相成的，“信者以堅其誌，疑者亦足以研其微。”
總之，學思應當並重，在學的基礎上思，在思的統率下學，以論辯問難、生疑解疑來促進學習和加深思考。這是中國古代教育家的基本主張。是陷於片麵性的表征。王夫之對博與約、廣與專的關係作了非常精辟的論述。他認為博與約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隻有博約相濟，由博返約或以約馭博，才能取得理想的成效。他說：“多、寡、易、止雖各有失，而多者便於博，寡者易於專，易者勇於行，止者安其序，亦各有善焉。救其失，則善長矣”。
應當指出，中國古代教育家認為上述五項原則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聯係、相互補充的，它們貫徹於教學過程的始終，靈活運用於教學實踐之中。
關於德育中國古代教育的根本目的在於“明人倫”以培養治術人材。德育是教育的核心，這就決定了中國古代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基本上是以研究德育為主的。
中國古代教育家十分重視德育的地位和作用，他們總是把政治、倫理、教育視為一體，而以倫理道德教育為中心。他們認為政治上的成敗得失決定著倫理道德的好壞，教育則為灌輸和傳播倫理道德的主要手段。
孔子主張“為政以德”，即以德治國。教育的中心是德育，這是實現以德治國的最有效途徑，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像孟子把德育作為推行“仁政”的基本措施之一，通過德育確立人與人之間的倫常關係，使“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朱熹認為：“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為本”，“聖人教人，隻是要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學者，學此而已”，更明確地把德育置於首位。直到明清之際的進步教育家，同樣認為德育應居首位。顧炎武說：“所以轉移人心，整齊風俗，則教化綱紀為不可闕也。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
中國古代社會從奴隸製到封建製，在政治上都是以宗法等級製為基礎，經濟上則是以自然經濟為特征的家族私有製，家庭成為社會的基本單位，國家實際是家庭的集合體，這就決定了古代德育都是以家庭為單位來確定和調整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係，然後推及他人、國家和社會。家庭的基本結構是父子關係，與此緊密相連的是夫婦、兄弟，進而推廣至朋友、長幼，以至君臣、上下的關係。中國古代教育家關於德育內容的思想就是在這種曆史條件和社會背景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孔子為中國古代德育內容奠定了基礎。他認為德育的核心內容是“學禮”。“禮”的內容很廣泛，比較全麵地規定了當時社會的各種關係的準則和規範。“禮”又必須灌注“仁”的精神，“仁者，愛人”，“仁”的根本是“孝”，“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推廣到社會各個方麵，就提出了忠、敬、孝、慈、恕、愛、信、義、睦、和、寬、莊等道德概念和規範。漢朝以後，儒家傳統的倫理道德被強化為“三綱五常”，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成為整個封建社會德育的基本內容。
中國古代教育家有豐富的德育經驗，提出了許多行之有效的德育原則。概括起來，主要有四點：
其一，立誌樂道。中國古代教育家認為德育首先是解決人生觀問題，普遍重視立誌樂道的教育，就是要確立人生的遠大理想和宏偉目標，樹立起前進的方向，堅定信念和信心。
孔子重視立誌問題，他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誌向要遠大，目標要宏偉，“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人應“誌於道”，並且要達到“樂道”的境界，“朝聞道，夕死可矣”，必要時，能夠“殺身成仁”。孟子主張“持誌”、“養氣”，把“誌”與“氣”相結合，要立誌氣，為實現仁義之道，不惜“舍生取義”。墨子提倡為“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精神，他提出“誌不強者智不達”的精辟論斷。徐斡提出：“雖有其才，而無其誌，亦不能興其功也。誌者，學之師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其才之不贍，而患誌之不立。是故為之者兆億，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誌”。張載認為隻靠天資不行，隻靠勤苦也不行，還要看誌向如何，“學者不論天資美惡，亦不專在勤苦，但觀其趨向著心處如何。”“誌大則才大、事業大”，“誌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劉宗周說：“誌立而學半”，“起腳便是長安道，不患不能到京師”。張履祥說：“凡初學先須立誌，誌大而大，誌小而小。有有誌而不道者矣，沒有無誌而有成者也”。陸世儀說：“學者欲學聖賢，須是立誌第一。誌是人道先鋒。先鋒勇，後軍方有進步；誌氣銳，學問乃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