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立誌樂道的關鍵是教育學生正確處理眼前利益與遠大理想的關係，物質享受和政治信念的關係。孔子說：“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一個有政治理想的人，不應迷戀於物質享樂，“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更不能貪圖享樂而毀掉政治前途，要“見得思義”，而不貪不義之財。孟子特別提倡培養“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荀子說：“君子不為貧窮而怠乎道”，“君子貧窮而誌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倦而容貌不枯”。孔子像
立誌樂道須經長期培養和艱苦鍛煉才能形成。孟子提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主張，認為經過艱苦磨煉，才能堅定誌向而擔當大任，“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困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這是古代教育家進行道德教育的重要經驗。
其二，身體力行。中國古代教育家認為德育的特殊性在於“成於內而形於外”，道德修養的高低主要通過行動來體現。身體力行的原則正是要求做到言行一致，知行統一，腳踏實地。
孔子反對“言過其行”的人，經常教育學生多幹實際事，少說漂亮話，要說到做到，反對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對學生的考察不能“聽其言而信其行”，要堅持“聽其言而觀其行”。早在商朝，傅說就曾提出：“非知之艱，行之維艱。”荀子認為道德教育要做到“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學至於行之而止矣”。王充認為“博通所能用之者”，才能“盡材成德”，若記誦教條，專務空談，“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宋明理學家都主張道德知識的灌輸與道德行為訓練緊密結合。朱熹說：“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特別強調“躬行”。王夫之認為：道德是日生日成的，必須通過“自強不息”的實際鍛煉，“積小者漸大也，積微者漸著也。……念念之積漸而善之量以充，事事之積漸而德之成以盛，訓致其極而遂至於高遠矣”。立誌樂道與身體力行緊密結合，是古代德育的基本經驗。荀子說：“無冥冥之誌者，無昭昭之明；無憎憎之事者，無赫赫之功”，正是這個意思的高度概括。
其三，自省自克。道德修養貴在自覺。中國古代教育家特別重視培養學生自我省察、自我克製的意識和能力，不斷提高道德自覺程度。
孔子強調道德教育要從學生自身做起，然後推己及人。一方麵要善於自我省察，如曾子那樣“日三省吾身”；另一方麵要嚴格進行自我克製，要“克己複禮”，使自己的視、聽、言、動都符合社會的道德準則和規範，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孟子更重視“反求諸己”。《大學》中提出“慎獨”的修養方法，也就是要求自省自克。在個人獨處時也能自覺遵守社會道德準則和規範。宋明理學家以“存天理滅人欲”作為道德教育的核心，更強調自我修養、自省自克，周敦頤提出道德修養必須“靜”，就是要滌除一切私欲雜念，達到統一，然後才能“自明”、“自公”，至善至誠。二程說道德全由“自家體貼出來”。朱熹的老師李侗把道德修養工夫概括為“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朱熹認為道德教育重在培養學生的自覺，不能隻靠準則禁防和規範製約，他說：“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立而後有所持循哉!”若不自覺遵守，準則規範再嚴密，也難於防止不良行為發生，“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製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之水注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王陽明提出：“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張履祥曾詳細闡明了如何自省自克，修養“慎獨”之功：“吾人一日之間，能隨時隨事提撕警覺，便不到得汩沒。當睡覺之初，則念雞鳴而起為善為利之義，平旦則念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否，日間則念旦晝之所為不至枯忘否，以至當衣則思不下帶而道存之義，臨食則念終食不違之義，及暮則思向晦暝息以及夜以繼日記過無憾之義。如此，則庶幾能勿忘乎。若其稍忘，即自責自訟不已”。王夫之認為道德教育不能靠教師“秘傳密語”而“苟簡速成”，而要靠個人“自勉”。他說：“教在我而自得在彼”。作為道德教育的內部規律來講，強調自省自克和自身修養是有一定意義的。
其四，改過遷善。道德教育在一定意義上說是幫助學生逐步克服缺點、糾正錯誤，同時發揚優點、增長長處的過程。或者也可以說，克服缺點、糾正錯誤也就意味著優點得到發揚，長處進一步增長了。改過遷善或長善救失正是闡明了這個過程的辯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