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記》還著重從“教”的角度，闡述了教與學的關係。《學記》認為：“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強調了教師必須要懂得教學規律才能勝任教學。《學記》列舉了當時教學工作存在的五大弊端：一是“呻其占畢”，隻是一味地死記硬背，不讓學生思考。二是“多其訊言”，煩瑣的提問，一味的灌輸。三是“及其數進而不顧其安”，隻顧往前趕進度，不管學生能否接受。四是“使人不由其誠”，隻從教者的願望出發，不考慮學生的內心要求。五是“教人不盡其才”，教學一刀切，不照顧學生的個人才能。這五個弊端都是不懂教學規律所造成的。為此，《學記》提出了“豫、時、孫、摩”的教學原則。“豫”就是“禁於未發”，指對教學工作有預見性，預先做好準備，防患於未然。“時”就是“當其可”，抓住恰當時機及時施教，過早或過遲都達不到預期效果。“孫”就是“不陵節而施”，教學要有計劃，不能雜亂和超越學生能力。“摩”就是“相觀而善”，學友之間互相取長補短。《學記》 認為，這四個因素是促進教學成功的必要條件，如果不具備這四個因素，就會導致教學的失敗。《學記》還提出了“喻”的教學原則，“君子之教，喻也。”“喻”就是啟發誘導，不包辦代替，做到“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即在教學中要引導而不牽著學生走，鼓勵學生探求知識而不強迫他，注意啟發而不包辦代替，讓學生在學習中感到和悅容易，樂意探索。
《學記》十分重視教師的作用。它認為尊師是重道的前提，隻有重道才能敬學，達到化民成俗的目的。所以教師在治國中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學記》還認為，教師在教學中起著主導的作用。它認為教師的職責就是“長善救失”，即發揚學生的優點，克服學生的缺點。學生在學習中，往往會出現“失則多，失則寡，失則易，失則止”的偏向。作為教師，隻有深入了解學生，因人製宜地幫助他們克服缺點，才能促成教學的成功。所以，《學記》認為：“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教師必須要有廣博的知識，高深的政治素質和高超熟練的教學技巧，才能達到“善教者，使人繼其誌”的教育效果。
《學記》對學生的學也提出了要求，其根本點就是要“善學”。“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所以學生能否“善學”，也是關係到教學活動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學記》提出，善學者應從基本功練起，由淺入深，由易到難，不斷提高，應學會運用“比物醜類”的方法，舉一反三，擴大知識麵和訓練思維能力。
由此看來，《學記》對我國古代教育和教學工作，做了比較全麵的論述，它所提出的一些教育與教學的觀點，今天還可作為我們重要的借鑒，它是我國古代一份珍貴的教育遺產。
王充批判儒家神學教育的主張
漢代的教育思想主要受漢代儒學的影響。儒學思想經董仲舒的神學化的解釋到《白虎通義》所形成的“儒家神學”，是漢代儒家思想的“正宗”。對這種經典化的“儒家神學”采取批判態度的思想家如王充等則一直被視為“異端”。王充出身於“貧無一畝庇身，賤無鬥石之秩”的“細族孤門”，一生大半時間消磨在鄉裏教書和著述之中。幼時好博覽，家貧無書，常往洛陽書坊任意取閱，一見輒能記憶。王充終生不與時尚苟合，不守一家之說，敢於“違儒家之言，合黃老之義”。主要著作有《論衡》。
反對儒家獨尊，主張博通百家之言
王充認為，“獨尊儒術”給教育帶來的最大弊病是“好信師而是古”，一味迷信孔丘這個“先師”，信守儒家經典章句。這樣“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使人知古不知今，昏昧不解世事。王充揮筆寫下了《問孔》、《刺孟》等傑出篇章，以具體事例，指出了孔丘言行相悖和孟子思想混亂的表現，對孔孟“先師”表現了大不敬的態度。這對於打破盲目崇拜孔孟的迷信思想，揭露當時儒家神學的虛妄有重大作用。
王充非常反對專攻一經、信守一學的學風。他認為這樣的學習有如“閉戶幽坐，向冥冥之內，穿塘穴臥，造黃泉之際”，結果變成“死人之徒”，對於國家毫無用處。他主張博覽群書，“通百家之言”。認為隻有通曉百家學說，才能采擷其中有用的東西，以改革當時的政治。這對於當時“獨尊”的儒學是個沉重的打擊。
在學習方法上，王充主張“問難”、“距師”。他認為做學問要敢於提出辯駁和質疑，要敢於同老師的錯誤或保守的觀點進行論爭，講明道理，弄清是非。王充這種敢於打破舊傳統的束縛，主張堅持真理的求知精神和學習方法，對於當時學術界、教育界的陳腐守舊的風氣，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衝擊。
反對培養“死守章句”的儒生，主張造就“興論立說”
的鴻儒王充重視教育對於人性發展的巨大作用。他說：“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為善。”這就強調了通過教育可以改變人性，使惡者轉化為善。因此，他非常強調“教導”、“鍛煉”、“漸漬”的作用，認為經過這種作用就可以“反情冶性”、“盡材成德”。
王充把當時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分為四種，即鴻儒、文人、通人、儒生。王充最鄙視“儒生”，這種人隻能說一經，不覽古今，論事不實，是目盲、耳聾、鼻癰的殘廢人，最沒用處。至於“通人”，雖然“能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而以教授為人師”，但不能將知識運用於實際，“授之以政則不達”。這種人僅僅屬於“鸚鵡學舌之類”，用處也不大。比較好的是“文人”，他們能“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即能用知識研究現實問題，從事政治工作。王充認為最理想的培養目標是“鴻儒”，這種人通過學習可以“精思著文，連結篇章”，創造性地“興說立論”。他們有才能，能直言，有權謀，懂得“治道政務”。王充認為教育應努力培養這種人才，如果培養的都是一些“上書不實核，著書無義指”的“章句之生”，對社會是沒有什麼好處的。王充這種培養創造性人才的主張是很有見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