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國藏族醫學有著悠久的曆史，至少在吐蕃王朝時期(629～1038)已經形成自己的體係。許多藏醫著作如《月王藥診》、《西部醫典》中都很重視基礎科學，都有關於人體解剖和生理的論述。並且有繪製圖形的傳統。宇妥·薩瑪之丹貢布就繪有接骨圖畫和髒腑解剖圖，昌狄·班旦措吉著《解剖明燈》也采用了係列掛圖。西藏五世達賴(1617～1682年在位)的攝政王桑吉嘉錯根據《四部醫典蘭琉璃》的內容，繪成成套彩圖，全套共60幅。參加繪圖和著色的有洛紮·諾布甲錯和黑巴格涅等人。到公元1704年，西藏地方當局又以《四部醫典》(藏名)《據悉》)內容為根據，參考以前畫圖和收集到的實物，繪製了一套大型彩色教學掛圖。圖共79幅，幅麵大小約60～80厘米×80～100厘米，畫在事先處理過的紗布或亞麻布麵上，做成可以卷起收藏的掛圖，藏醫稱之為“唐卡”。
藏醫成套掛圖的內容很廣，包括藏醫理論、人體解剖結構、人體生理、胚胎發育、疾病原因、診斷方法、治療原則和方法、常用藥物、醫療器械等等。人體方麵有全身分部、骨骼肌肉、內髒器官許多內容。繪圖精細，色彩鮮豔，曆經200多年不褪色。
彩色掛圖對於繼承保存古代醫學遺產，普及藏醫藥知識有著重要作用。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型成套教學掛圖，是我們多民族祖國醫藥生物科學的瑰寶。西方近代生物學的傳入
西方生物學知識傳入中國，早在明末清初即見端倪。明萬曆年間(1573～1620)鄧玉涵、畢拱辰合作編譯了《泰西人身說概》一書，首次將西方解剖學介紹到中國。利類思於1678年和1679年先後編譯了《獅子說》和《進呈鷹說》兩書。
雖然明末清初西方某些生物學知識已通過傳教士傳入中國，但在當時並沒有產生大影響。清代雍正實行閉關自守政策，致使科學知識傳入陷於停頓狀態。鴉片戰爭後，門戶開放，西方近代生物學知識，逐漸開始有較多的傳入，從此中國生物學研究，開始突破傳統的訓詁、注釋和編重實用的農學、醫學框架、而轉為以實驗觀察為基礎的生物係統研究。1851年，由英國醫生哈信和中國學者陳修堂共同編譯的《全體新論》一書，介紹了西方近代人體解剖、生理學知識。
1858年，我國學者李善蘭(1811～1882)和英國傳教士韋廉臣(1829～1890)根據英國植物學家林德利(1799～1865)的有關植物學著作，合作編譯出版了《植物學》一書，這是我國介紹西方近代植物學基礎知識的第一部譯著。這種基礎知識，同我國古代傳統偏重於實際應用的植物學知識，是完全不同的。具體地說，《植物學》從下述幾個方麵，向我國人民介紹了近代西方各國在植物學方麵所取得的成就。第一，《植物學》首次介紹了細胞學說，並展現了隻有在顯微鏡下才能觀察到的植物體內部組織構造。第二，《植物學》介紹了近代西方在實驗觀察基礎上所建立起來的有關植物體各器官組織的生理功能的理論。例如《植物學》中有關繁殖器官生理功能的描述，使人耳目一新。眾所周知，早在17世紀末植物學家們就已經證明，植物不經授粉，是形成不了能夠發芽的種子的。經100多年研究，到19世紀40年代，植物學家河密西基本上搞清楚了受精的真相。《植物學》對人類在這些方麵認識上的進步都有所反映。《植物學》指出，卵日後將發育為種子。卵內有胚珠一點。在發育過程中，胚珠先形成胞(今譯珠被)一層或二層。兩層相連接地方，有個開口(現在稱之為珠孔)。受精時，花粉進入珠孔，與珠心中之細胞體相遇而孕胚。花在孕胚時，常常要出現體溫升高的現象。第三，《植物學》介紹了近代科學的植物分類方法，它根據林德利分類法，將植物分為303科。《植物學》中列舉了其中的36個科的名稱及其代表植物的特點。在這本譯著中，李善蘭結合中國傳統文化，創譯了許多名詞術語。例如：“科”、“植物學”等等。2000多年前，我國《周禮》中就出現了“植物”和“動物”等名詞。李善蘭創造性地將英文Botany一詞，譯為“植物學”。這些名詞不僅被中國植物學界一直沿用，而且自從19世紀60年代傳入日本後，也被日本植物所接受並一直沿用至今。除《植物學》外，上個世紀後期還發表編譯出版了《生理啟蒙》(艾約瑟譯，1886)、《植物學啟蒙》(艾約瑟譯，1886)、《動物學啟蒙》(艾約瑟譯，1886)、《植物圖說》(傅蘭雅譯，1894)等書。《植物圖說》以圖解形式，對《植物圖說》中的植物形態圖植物體之器官形態構造，作了相當詳細的介紹。這些譯著人問世，對當時中國學者了解西方生物學知識，起了一定的作用。19世紀末，梁啟超還將《植物學》和《植物圖說》作為學習植物學的入門書，推薦給中國讀者。他說：“動、植物學，推其本原，可以考種類蕃之跡，究其效用，可以為農學、畜牧之資，乃格致中最切有用者也。《植物學》、《植物圖說》皆其精。”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社會政治思想發生劇烈變化，隨著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發展，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意識到吸收西方現代科學知識對民族生存發展的重要性。在學習西方科學文化的熱潮中，現代生物學知識也更進一步傳入中國。當時除翻譯介紹歐、美有關著作外，更多的是從日本轉手傳入。19世紀末成立的農學會創辦了《農學報》，譯書百種，除介紹一般農業知識外，還組織翻譯出版了不少動、植物著作。此外當時還從西方和日本翻譯了許多屬於中學或大學專科水平的教學參考書。生物學教學在19世紀90年代的中國學校，即已見端倪。到本世紀初年，在清政府頒發的《癸卯學製》中規定：從小學到大學有連貫的動、植物課。縱觀這個時期的中國生物學，還隻局限於對西方近、現代生物學知識的翻譯、介紹。
到本世紀20年代，近現代生物學才開始在中國紮根。民國初年，在北京、武昌、南京成都和沈陽，先後建立了高等師範學校，並設有博物部或農業專修科。到20年代，這些高等師範學校又都先後升格為普通大學，並改博物部或農業專修科為生物係。它們實際擔負有開創中國近代生物學的重任。一批在國外學有專長的學者，這時也陸續回國並投身於中國近代生物學的開拓工作中去。1915年一批留美學生在祖國提倡科學、傳播知識、發展實業，在美國創辦了《科學》雜誌，並於第二年成立了“中國科學社”。1918年，中國科學社總部遷回南京，開始為科學在中國紮根而努力。1920年，中國科學社發起人之一秉誌也從美國回國。並在大學教授普通動物學。1922年，由秉誌、胡先驌等人共同發起，在南京正式成立了第一個由中國學者主持的生物研究機構——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秉誌為第一任所長。研究所任務有三：一是研究，二是培養人才，三是推廣、普及研究成果。研究所建立10多年，成績卓著，國內外聞名。不僅發表了許多有影響的研究成果，而且為後來各地建立生物研究機構和興辦大學生物係，輸送了一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