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築構件方麵,房屋下部的台基除臨水建築使用木結構的柱、枋、鬥拱等以外,一般建築用磚石兩種材料構成,再在台基外側設散水一周。台基的地栿、角柱、間柱、階沿石等都飾以雕刻或在其上加彩繪,踏步麵和垂帶石亦如是,但也有鋪砌花磚的。木欄杆多使用勾片欄版或簡單的臥欞,其下並護以雁翅板,可是石製的望柱和璃首已見於大明宮含元殿遺址中,可知當時重要建築的台基上盛行石製的欄杆。

柱礎形製無論簡單的覆盆或雕琢蓮瓣的柱礎,整個形體都較矮、較平。柱的比例由於柱高等於明間麵闊,而麵闊又多在5米左右,因而比例粗矮,如五台山唐末所建佛光寺正殿就是例證。

據敦煌石窟中的初唐壁畫,櫨鬥上已出跳水平栱。盛唐壁畫則有雙栱雙下昂出四跳的鬥栱。補間鋪作在初唐時期多用人字形栱,到盛唐出現了駝峰,並且在駝峰上置二跳水平栱承托簷端,由此可見佛光寺正殿的鬥栱結構,至遲產生於盛唐時期。由於柱頭鋪作與補間鋪作在結構上機能不同,繁簡各異,主要和次要的作用十分明確,再加上鬥栱雄大與出簷深遠,因而成為構成唐代簡潔雄偉的建築風格的因素之一。

殿內梁架結構,在柱梁及其他節點上施各種鬥栱,數量比宋以後為多;同時柱身較矮,室內空間較低,更使鬥栱突出,加強它在室內結構上和形象上的作用。此外,據敦煌壁畫所示樓閣建築在腰簷上加平座的情況,推測內部應有暗層。至於南北朝以來在梁上置人字形叉手承載脊檁的方式,唐末佛光寺正殿仍然使用,可是後來建築中已沒有這種做法了。

唐代盛行直欞窗,而初唐時期烏頭門的門扉上部亦裝有較短的直欞。據唐末繪畫所示,這時的槅扇已分為上、中、下三部,而上部較高,裝直欞,便於采納光線。到五代末年的虎丘塔,又發展為花紋繁密的球紋了。

在屋頂形式方麵,重要建築物多用廡殿頂,其次是歇山頂與攢尖頂,極為重要的建築則用重簷。其中歇山頂的山花部分,向內凹入很深,下部博脊也隨之凹入,上部施博風版及懸魚。在組群建築中,往往將各種不同形式的屋頂組合為複雜而華麗的形象。

紋樣的使用,除蓮瓣以外,窄長花邊上常用卷草構成帶狀花紋,或在卷草紋內雜以人物。這些花紋不但構圖飽滿,線條也很流暢挺秀。此外,還常用半團窠及整個團窠相間排列,以及回紋、連珠紋、流蘇紋、火焰紋、飛仙等裝飾圖案,給人以富麗豐滿和氣勢磅礴的印象。這時彩畫構圖已初步使用“暈色”,對於以對暈、退暈為基本原則的宋代彩畫具有一定的啟蒙作用。

在石材的使用方麵也有突出的成就,石拱橋的建造在這一時期已達到高度技術水平。如隋大業年間(608—618年)所建的趙縣安濟橋,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它是座“敞肩拱”式的單孔等截麵圓弧拱橋:淨跨3737米,拱圈厚度為102米,拱矢高723米。跨徑大,年代古,在藝術上和結構上都有高度成就。橋的設計者工匠李春,是值得稱讚的傑出橋梁工程師。由於石拱橋外形美觀,經久耐用,養護費用少,荷載能力,穩定性和剛度均大。在目前我國大量修建道路的新形勢下,為了貫徹就地取材、節省更多的鋼材和水泥,發揚我國傳統建築物的優點,結合新的理論和新的施工方法,推廣石拱橋的使用範圍,對交通運輸的建設事業作出卓越的貢獻,這也是貫徹“古為今用”方針。遼、宋、金(916~1234年)

在建築材料方麵,由於宋朝磚的生產比唐代增加,因而有不少城市用磚砌城牆,城內道路也鋪砌磚麵,同時全國各地建造了很多規模巨大的磚塔,墓葬也多用磚砌造。宋朝的琉璃磚瓦,除了《營造法式》關於燒製方法有詳盡的規定以外,實物方麵還留下一座輝煌的範例,就是104l~l048年建造的北宋首都東京(今開封)佑國寺的琉璃塔。這座塔不僅顯示玻璃瓦生產技術的提高。而且顯示了以構件的標準化和鑲嵌方法所取得的藝術效果,這是宋朝在建築材料、技術和藝術等方麵的—個卓越成就。

在木結構技術方麵,到了五代、宋初,為適應建築功能的要求以及技術上新的發展,開始了新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