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遼朝領域中，基本上繼承了唐朝簡樸、渾厚、雄壯的作風。在整體和各部分的比例上，鬥栱雄大碩健，簷出深遠，屋頂坡度低緩，一切曲線都剛勁有力，細部手法簡潔樸實，雕飾較少。這就使得遼、宋建築具有迥然不同的風格。
與南宋約略同時的金是遼和北宋建築的繼承者，因而在建築的藝術處理方麵，糅合了宋遼建築的特點。在外形比例上，以大同上華嚴寺大殿為例，開間比例已成長方形，柱身很高。鬥栱用材雖與佛光寺大殿相同，出簷很遠，屋簷曲線雄勁有力，但由於比例不同，總的風格也自然與唐、遼不同；而隆興寺摩尼殿的輪廓純屬宋朝建築風貌。此外，金朝建築在遼朝“”形或“米”形平麵的鬥栱的基礎上，發展出更複雜形式的鬥栱，如正定隆興寺摩尼殿和大同善化寺三聖殿所見；室內外裝修則在宋朝的基礎上更加華麗繁複。
這時期磚石塔的風格，由於南北各地出現了大量模仿木結構的形式，因而比唐朝的磚塔更為華麗。北宋初年的蘇州虎丘山雲岩寺塔和杭州的幾座石雕小塔完全是木塔的磚石模型。遼代磚塔如慶州白塔和河北涿縣雲居寺、智度寺雙磚塔，除了出簷深度受到材料的局限而比較短促外，幾乎是應縣釋伽塔的翻版。而遼朝密簷塔在須彌座、柱、額、鬥栱、門、窗等方麵也都模仿木結構的形式。遼末又在塔身額枋下麵增加一列裝飾性的“如意頭”。到金代，塔的總體輪廓更趨向於挺秀，這類密簷塔隻見於黃河以北到遼寧、內蒙古一帶，從年代和地區的分布，說明它是在唐塔基礎上的一個新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宋、遼、金時期，與模仿木構件的磚石塔流行各地的同時，墓葬中也出現同樣的現象。這種現象一方麵說明當時工藝水平的提高，同時也反映建築設計上一種新的傾向，一直影響到明朝的無梁殿建築。
這時期的建築裝飾更是絢麗多彩。如欄杆花紋已從過去的勾片造發展為各種複雜的幾何紋樣的欄板。室內“徹上露明造”的梁架、鬥栱、虛柱(垂蓮柱)以及具有各種欞格的格子門、落地長窗、闌檻鉤窗等，既是建築功能、結構的必要組成部分，又發揮了裝飾作用。其中門窗的欞格花紋除見於《營造法式》外，山西朔縣崇福寺金代建造的彌陀殿有極其富麗的三角紋、古錢紋、球紋等窗欞雕飾。
室內天花使用平的漸少，而各種形式的平栱和藻井的數量則大量加多，其中構圖和色彩以山西應縣淨土寺大雄寶殿的藻井最為華麗。小木作達到前所未有的精致程度，如山西大同下華嚴寺薄伽教藏殿內“壁藏”、山西應縣淨土寺大殿內部的藻井“天宮樓閣”及四川江油雲岩寺的“飛天藏”等，都是模仿木構建築形式而雕刻精美細致的精品。
彩畫方麵，遼寧義縣奉國寺大殿和山西大同下華嚴寺薄伽教藏殿的遼朝彩畫繼承唐代遺風，在梁枋底部和天花板上畫有飛天、卷草、鳳凰和網目紋等圖案，鬥栱上有蓮花和其他花朵；顏色以朱紅、丹黃為主，間以青綠。可是北宋彩畫隨著建築等級的差別，有五彩遍裝、青綠彩畫和土朱刷飾三類。其中梁額彩畫由“如意頭”和枋心構成，並盛用退暈和對暈的手法，使彩畫顏色對比，經過“暈”的逐漸轉變，不至過於強烈；在構圖上也減少了寫生題材，提高了設計和施工的速度，適合於大量建造的要求，是一個重要發展。後來明清二代的彩畫都是由此發展而成的。
磚石雕飾，如正定隆興寺大悲閣內的銅觀音像的須彌座、河南登封少林寺和蘇州羅漢院的石柱與許多柱礎覆盆上所雕絞樣，以及大量磚石塔、磚木中的雕刻、都表現著豐富多彩的構圖。
總之，由眾多的實例和《營造法式》中，可以看到從北宋開始，建築風格向柔和絢麗的方向轉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