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時代都會有精英。啟蒙後的西方資產階級取代了封建貴族的地位，並掌握、控製了社會。在今天這個知識爆炸的時代，知識分子已經無法固守於一種信仰，或單一的價值觀，任何的傳統都遭受空前的挑釁。這個時代的精英再也沒有過多的啟蒙式幻想。他們是時代的當權者，不同於過去，他們並不鄙視商業，也不放棄宗教，他們相信資訊已成為最可貴的資本，得以累積財富與建立社會地位。這群人外表冷酷，卻內心狂熱；言論狂野，卻舉止保守；反抗製度，卻充滿正義；看似矛盾，卻富現代性。這就是人們眼中的BOBO，一個新貴的代表、一個具有雙重性格的組合體。
6.BOBO與幽靈的約會
現代社會中，波西米亞與布爾喬亞已經是“聯姻”的關係。當前的最新時尚是在發財致富的同時更要自我標榜“波西米亞”的價值觀，新生代社會精英早已被60年代所形成的新價值觀潛移默化——整個世界都被一股60年代的幽靈所籠罩。
毫無疑問，60年代是格瓦拉最風光的年代，在美國是性解放和反越戰，在歐洲是學生運動。60年代的青年，現在是社會的中堅力量，是金錢與政治股份的最大持有者；而60年代及其餘波所影響到的70年代出生的那一些人，則是現如今的城市白領，是正在建設中的中產階級，是流行時尚的鼓吹者和身體力行者。
在此必須說明的是，在中國，BOBO是一個正在流行的概念。既然是概念，就意味著隻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並且，這少數人手中的BOBO，其表現大多還隻是停留在衣食住行方麵，其深層的“60年代幽靈”還沒有得到凸顯——而在張廣天的係列先鋒話劇的表演及其接受過程中，這種BOBO精神以及“60年代幽靈”則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在張廣天的《聖人孔子》中，“理想主義”的說教與口號充斥著整個舞台，使這部話劇變成了一出名副其實的“口號劇”。口號成為了話劇的主題並且獲得了觀眾的共鳴，在其背後，則是因為話劇的導演和觀眾對於“口號”的生理性認同。所謂生理性認同，是指通過過去時代社會性的狂轟濫炸，“口號”已經深入人心，盡管“口號”的時代已經過去，但觀眾對於口號的直接反映卻是“條件反射”的，受著這股“60年代幽靈”的左右。
然而，這個時候應該清醒的是，不論是在張廣天這裏，還是在觀眾那裏，“理想主義”並不僅僅停留在口號上，它同時還是一種可以消費的商品。
在一個商品社會裏，任何東西和任何精神成為消費品本來也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問題恰恰在於，張廣天的“商品”卻是以“反商品經濟”的麵目出現，也就是，在賺錢的同時痛斥他人賺錢手段的不正當進而對所有賺錢手段表示出批判態度，在表明自己的“特立獨行”的價值觀的同時宣稱自己站在廣大群眾的一麵進而借用這一麵來打倒其他反對意見。並將這一思想通過消費得以體現，得到部分人的認同。
對於城市中產來說，富起來已經不是問題，問題是在富起來之後通過何種方式體現自己的波西米亞風格和趣味。張廣天的係列先鋒實驗戲劇可謂躬逢其盛，一方麵，它是先鋒的，因而是新潮的、另類的、有品位的；另一方麵，它是“理想”的，因而是安全的，是主流的；第三，它提倡“憶苦思甜”，號召“批判精神”，宣稱“打倒美帝國主義”，因而是激烈的，是溫馨的客廳裏所需要的話題。張廣天的戲劇，向觀眾們提供的是“理想”、“批判”，但是這種提供僅僅停留在提供口號上，並不提供具體的行為措施乃至可預期的結果，在某種程度上，更像“思想概念股”。對於當下流行的BOBO們來說，他們所需要的恰恰是這種“服”，在行動上，他們已經牢牢鎖定在發財致富上，因而在意識上需要一種激情昂揚的“口號”來做支撐——張廣天不過是看準了一部分BOBO們的生理需要，並且製作出一種極端的“理想”放在中產階級的餐桌上罷了，真可謂高明。
7.在中國的BOBO
文化運動的平衡方式是使每個人都得以落實這種文化的關鍵所在。如果談論“新文化運動”，其實就是每個人在拿自己渴望加以平衡的東西去創造文化的新內容。從這個角度看，BOBO這個從“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中產生出來的東西，與其說提供了一種欲望或一種現實，不如說是一種中產階級心理和現實中的虛幻。
（1）一種中產階級的心理素質
北京近來有多種俱樂部。趙杭是“北京留德同學會”的召集人，該俱樂部的成員大都是德國駐華企業的首代或總經理，這個70多人的團體秉承了低調、保守的“德國風格”，每兩個月搞一次不事張揚的聚會。
“每次聚會都有主題，上次是寶馬駐中國首次做‘我在寶馬17年’的報告，再上次是請心血管病專家洪昭光先生為大家做健康保健的講座，還有一次是請‘天才少年’李雲迪做專場鋼琴表演。”趙杭說他組織“同學會”的目的就是讓大家有個“放鬆”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