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惟皇太後.、皇上恭儉憂勤，臨政之日，不為淺矣，所以內修政事，外攘夷狄，雪列聖之仇恥，固萬年之丕基，宜有在矣。乃事無寸效，而又境土日蹙，危亂將至者何哉？以為所任非其人歟？則以皇太後、皇上之明，豈敢謂盡非其人；以為所由非其道歟？則以皇太後、皇上之聖，豈敢謂盡非其道；而遂以致此者，得毋皇太後、皇上誌向未堅，無欲治之心故耶？今天下所憂患者，曰兵則水陸不練，財則公私匱竭，官不擇材而上且鬻官，學不教士而下皆無學。臣雖痛恨之，皆未以為大患，獨患我皇太後、、皇上無欲治之心而已。夫諸苑及三山，暨圓明園行宮，皆列聖所經營也，自為英夷燒毀，礎折瓦飛，化為礫石，不審乘輿臨幸，目睹殘破，聖心感動，有勃然奮怒，思報大仇者乎？若有此也，臣欲鑾馭日臨之也。然亦未聞有興發聳動之政焉。天下則以為皇太後、皇上無欲治之心也。以皇太後聰明神武，臨政二十年，用人如不及，從善如流水，當同治初年，勵精圖治，起翁心存、李棠階相機務於內，用曾國藩、左宗棠治戎事於外，李鴻章、沈葆楨、郭嵩燾、韓超並由道員擢受巡撫，劉蓉且以諸生超授撫藩，開誠心，布大度，孜孜求治，用能芟夷大盜而至中興。臣每伏讀穆宗毅皇帝聖訓，未嚐不感極起舞而至於流涕也。
又光緒八九年，用人行政，赫然有興作之意，臣竊謂皇太後、皇上有光明聖德，可與為堯、舜之治也；所以倦勤者，得無以勵精已久，而致治無期耶？臣維同治初年，大亂甫定，上下肅雍，中外望治，譬大病新愈，補之自強，此中國圖治第一機會也。然聖意勤勤，而未足振弱者，不變法故也。
光緒八九年，宮廷赫然求治，士風大變，譬久病稍起，非更加醫藥，不能驟廖，此中興第二機會也。不幸法夷入寇，於是複蹶.得無有讒匿之口，間於左右，以為臣下能言者不周於用乎？夫人各有能有不能，通治者未必知兵。夫天下多才，不能以一人僨事，而盡疑天下之才。豈聖意以為嚐圖治矣，而輔相無人，因而漸怠耶？生謂中遭事變，所以不競厥施者，不慎選左右故也。如使皇太後、皇上優危惕厲，震動人心，赫然願治，但如同治、光緒初年之時，本已立則末自理，綱已舉則目自張，風行草偃，臣下動色，治理之效，必隨聖心之厚薄久暫而應之。臣所欲言者三，曰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而已。
夫法者，皆祖宗之舊，敢輕言變者，非愚則妄。然今天下法弊極矣。六官萬務所集也，卿貳多而無所責成，司員繁而不分委任，每日到堂，拱立畫諾，文書數尺，高可隱身，有薪炭數斤之微，銀錢分厘之瑣，遍行數部者，卿貳既非專官，又多兼差，未能視其事由，勞苦已甚，況欲整頓哉？故雖賢智，亦皆束手，以為周公為今塚宰，孔子為今司寇，亦無能為，法弊至此，求治得乎？
州縣下民所待治也，兵、刑、賦、稅、教、養合責於一人，一盜佚、一獄誤、一錢用而被議矣，責之如是其重，而又選之極輕，以萬餘金而賣實缺焉。祿之極薄，以數百金而責養廉矣。其下既無周人虞、衡、牧、稻之官，又無漢人三老、嗇夫之化，而求其教養吾民，何可得哉？以故外省奉行文書，皆欺飾以免罪；京朝委成胥吏，率借例以行奸。他若吏部以選賢才也，仍用簽除；武舉以為將帥也，乃試弓石；翰林以儲公卿也，猶講詩字；其他紊於法意，而迂於治道，舛亂肴決，難遍以疏舉。是以皇太後、皇上雖有求治之心，而無致治之效也。
今論治者，皆知其弊，然以為祖宗之法，莫之敢言變，豈不誠恭順哉？然未深思國家治敗之故也。今之法例，雖雲承列聖之舊，實皆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也。我先帝撫有天下，不用滿洲之法典，而采前明之遺製，不過因其俗而已，然則世祖章皇帝已變太祖、太宗之法矣。夫治國之有法，猶治病之有方也，病變則方亦變。若病既變而仍用舊方，可以增疾。時既變而仍用舊法，可以危國。董子曰：“為政不和，解而更張之，乃可以理。”《呂覽》曰：“治國無法則亂，守而弗變則悖。”《易》曰：“窮則變，變則通：；”設今世祖章皇帝既定燕京，仍用八貝勒舊法，分領天下，則我朝豈能一統久安至今日乎？故當今世而主守舊法者，不獨不通古今之治法，亦失列聖治世之意也。
今之時局，前朝所有也，則宜仍之，若知為前朝所無有，則宜易新法以治之。夫治平世，與治敵國並立之世固異矣。昔漢臣魏相專主奉行故事，宋臣李沆謂凡人士上利害，一切不行，此宜於治平之世也。若孫叔敖改紀，管仲製國，蘇綽立法，此宜於敵國並立之世也。今但變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而采周、漢之法意，即深得列聖之治術者也。皇太後、皇上知舊法之害，即知變法之利，於是酌古今之宜，求事理之實，變通盡利，裁製厥中，如欲采聞之，則農夫耕而君子食焉，臣愚願盡言於後也。 尤望妙選仁賢，及深通治術之士，與論治道，講求變法之宜而次第行之，精神一變，歲月之間，紀綱已振，十年之內，富強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屬地而雪仇恥不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