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此數年，中智以下，逆料而知，必無解免。然其他事，職猶可先言之。若變辱非常，則不惟輟簡而不忍著諸篇，抑且泣血而不能出諸口，處小朝廷而求活，則胡銓所羞，待焚京邑而憂惶，則董遇所鄙。此則職中夜屑涕，仰天痛哭，而不能已於言者也。
夫謂皇上無發憤之心，諸臣無憂國之意，坐以待斃，豈不宜然。然伏觀皇上發憤之心，昭於日月，密勿重臣，及六曹九列之賢士大夫，憂國之誠，臒顏黑色，亦且暴著於人。顧日言自強，而弱日甚，日思防亂，而亂日深者何哉？蓋南轅而北轍，永無稅駕之時，緣木而求魚，決無得魚之日，職請質言其病，並粗舉治病之方。《仲虺之誥》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吾既自居於弱昧，安能禁人之兼攻。吾既日即於亂亡，安能怨人之取侮？不知病所，而方藥雜投，不知變症，而舊方猶守。其加危篤固也，職請以仲虺之說明之， 歐洲大國，歲入數千萬萬，練兵數百萬，鐵艦數百艘，新藝新器歲出數千，新法新書歲出數萬，農、工、商、兵，士皆專學，婦女童孺，人盡知書。而吾歲入七千萬，償款乃二萬萬，則財弱。練兵、鐵艦無一，則兵弱。無新藝、新器之出，則藝弱。 兵不識字、士不知兵、商無學、農無術，則民智弱。人相偷安，士無俠氣，則民心弱，以當東西十餘新造之強鄰，其必不能禁其兼者勢也。此仲虺兼弱之說可畏也。
大地八十萬裏，中國有其一。列國五十餘，中國居其一，地球之通自明末，輪路之盛自嘉道，皆百年前後之新事，四千年未有之變局也。列國競進，水漲堤高，比較等差，毫厘難隱。故管子曰：國之存亡，鄰國有焉。眾治而己獨亂，國非其國也，眾合而己獨孤，國非其國也。頃聞中朝諸臣，狃承平台閣之習，襲簿書期會之常，猶複以尊王攘夷，施之敵國，拘文牽例，以應外人，屢開笑資，為人口實，譬淩寒而衣？？，當涉川而策高車，納侮招尤，莫此為甚。鹹同之時，既以昧不知變而屢挫矣，法日之事，又以昧不知變而有今日矣。皇上堂陛尊崇，既與臣民隔絕，恭親王以藩邸議政，亦與士夫不親，吾有四萬萬人民，而執政行權，能通於上者，不過公卿台諫督撫百人而已。自餘百僚萬數，無由上達，等於無有。而公卿台諫督撫，皆循資格而致，既已裹足未出外國遊曆，又以貴倨未近通人講求。至西政新書，多出近歲，諸臣類皆鹹同舊學，當時未有，年老精衰，政事叢雜，未暇更新考求，或竟不知萬國情狀。其蔽於耳目，狃於舊說，以同自證，以習自安，故賢者心思智慮，無非一統之舊說，愚者驕倨自喜，實便其屍位之私圖。有以分裂之說來告者，傲然不信也。有以侵權之謀密聞者，瞢然不察也。語新法之可以興利，則？目而詰難。語變政之可以自強，則掩耳而走避。老吏舞文，稱曆朝之成法，悚然聽之者，蓋十而六七矣。迂儒帖括，詡正學之昌言，瞿然從之者，又十而八九矣。
無一事能究其本原，無一法能窮其利弊，即聾從昧，國皆失目，而各國遊曆之人，傳教之士，察我形勝，測我盈虛，言財政詳於度支之司，談物產精於商局之冊，論內政或較深於朝報，陳民隱或更切於奏章。舉以相質，動形窘屈，鄭昭宋聾，一以免患，一以召禍。況各國競騖於聰明，而我岸然自安其愚暗。將以求免，不亦難乎？此而望其盡掃舊弊。力行新政，必不可得，積重難返，良有所因，夜行無燭，瞎馬臨池，今日大患，莫大於昧。故國是未定，士氣不昌，外交不親，內治不舉，所聞日孤，有援難恃。其病皆在於此，用是召攻，此仲虺攻昧之說可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