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領到平生第一次用自己的雙手掙到的500元錢,我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知道我創造的遠遠不止這麼多,但我仍然感到很幸福。我裝著這筆錢和四叔、工友們到城裏的小酒館裏大醉了一次,然後給自己留下20元零花錢,剩下的一股腦兒交給了奶奶。

奶奶終於發現了我身上的傷,再也不肯讓我去賣命。二叔又給我找了個在工地上打磨地麵的活兒。幾年過去了,現在,我已經有了一份清閑的工作,月收入也遠遠超過500元,但我始終認為,那第一次領到的500元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筆財富。因為,在我掙得那筆錢的同時,我學會了忍耐與承受,學會了怎樣去做一個勇於向自己挑戰的男人,這足使我受用終生。

海上漂泊七天六夜

□ 牛漢

不久前,我正在旅順口和朋友一起辦事,聽說陳家村有三位漁民因為木船機器出了故障,在海上漂了7天6夜,船上什麼吃的都沒有,村裏人都以為他們死了,誰也沒想到他們活著回來了。我們聽了,連忙趕去采訪。

三位漁民臉曬得黑紅,坐在我們麵前,講述著曾經發生的故事,麵帶笑容,語氣平淡,好像不是他們自己親曆而是發生在別人身人似的。

“你們開始的時候想到會漂7天嗎?”

“沒有,我們想再堅持一天,明天就會有人來救我們。如果一開始就知道要等7天,受這麼多罪,我們可能會受不住。”為首的一位年紀較大的漁民說,他是這艘船的主人。

“第六天下午,我覺得自己堅持不住了,喝進去的海水在胃裏翻騰,難受死了,就在這時候我們聽見了馬達聲,看見有一條船朝我們開來,我們三人趴在船上喊救命,可是當船駛近的時候,船上的人卻衝我們說:你們慢慢漂吧。我絕望地趴在船幫上想跳海自殺,是他救了我。”年紀較小的幫工感激地指著船主說。

船主不好意思地摸摸後腦勺:其實也沒什麼,我隻是給他們講了一個5枚金幣的故事。

“小時候,我生活在內蒙古草原,有一次,我和爸爸在草原上迷了路,我又累又怕,到最後快走不動了。爸爸就哄我,他從兜裏掏出5枚硬幣,把一枚硬幣埋在草地裏,把其餘4枚放在我的手上,說:‘人生有5枚金幣,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各一枚,你現在才用了一枚,就是埋在草原上的那一枚,你不能把5枚都扔在草原,你要一點點地用,每一次都用出不同來,這樣才不枉人生一世。今天我們一定要走出草原,你將來也一定要走出草原,世界很大,人活著,就要多走些地方,多看看。不要讓你的金幣沒用就扔掉。’

“我們走了一天一夜,終於走出了草原。我一直記得父親說過的話,也一直保存著那4枚硬幣。25歲的時候,我從電視上看到大海,我把第二枚金幣埋在草原,帶著其餘的3枚硬幣一個人乘車來到大連旅順口,當了一名水手。今年是我來海上的第9個年頭了,我剛剛用攢下的錢買下這條12馬力的新木船。我一生的夢想,是能擁有一條可以遠洋的100馬力以上的鐵船。我們還年輕,還有人生的3枚金幣,不能就這麼把它們都扔到大海裏,我們一定要活著回去!從我講這個故事到被救,才十幾個小時。我們真的活著回來了!”

海上漂泊7天6夜,他們喝海水,吃魚餌,忍受著肉體和精神上雙重的痛苦,直到現在他們因為海水中毒而全身浮腫,胃出血,腳潰爛,但他們坐在我們麵前,麵帶笑容,語氣平淡。對他們來說,所有的災難都已成為過去,重要的是他們還活著,還擁有人生的3枚金幣,這比什麼都重要。

一張滴著眼淚的討債單

□ 張豐

一位朋友在一家外企做會計。公司的貿易業務很忙,節奏也很緊張,往往是上午對方的貨剛發出來,中午帳單就傳真過來了。隨後就是快寄過來的發票、運單等。朋友的桌子上總是堆滿了各種討債單。

討債單太多了,都是千篇一律地要錢,朋友常有不知該先付誰的好,經理也一樣,總是大概看一眼就扔在桌上,說:“你看著辦吧。”但有一次是馬上說:“付給他。”僅有一次。那是一張從巴西傳真來的帳單,除了列明貨物標的、價格、金額外,大麵積的空白處寫著一個大大的“SOS”,旁邊還畫了一個頭像,頭像正在滴著眼淚,簡單的線條,但很生動。這張不同尋常的帳單一下子引起朋友的注意,也引起了經理的重視,他看了便說:“人家都流淚了,以最快的方式付給他吧。”

經理和這位朋友心裏都明白,這個討債人未必在意真的流淚,但他卻成功了,一下子以最快的速度討回大額貨款。因為他多用了一點心思,把簡單的“給我錢”換成了一個富含人情味的小幽默、花絮,僅此一點,就從千篇一律中脫穎而出。

嫩肩扛起生活的艱辛

□ 袁彬

第一次打工,是我走進大學校門那年,迫於實實在在的生計。

1996年,我考上了省城的一所重點大學。學校實行並軌製,每年要交兩千元的學費。我家世代為農,這些年,為了我和弟弟讀書,父母省吃儉用,辛苦勞作,他們把我供至高中畢業,已經到了心血所能承受的極限。當我懷著複雜的心情捧著大學錄取通知書呈到父母麵前時,父母那種夙願實現的喜悅隻持續了片刻,他們和我一樣,麵對數千元的入學費用一籌莫展。

世上最美的事物,我想親情就是其中的一種。我的父母變賣了他們結婚時最心愛的物品,兩個人走遍了鄰村所有認識的老鄉,總算讓我在開學那天走進了學校。

大一的功課很緊張,可是,我和許多的同學都有一樣的心理:我們這些靠借錢走進校門的學生,如果想繼續讀下去,我們必須靠自己解決學費和生活費。

我的家裏因為有弟弟在讀高三,加之又遭了水災,家境更困難了,父母為此老了許多。我暗暗下決心,一定要找份工作,一定要自己掙錢完成學業!

像我這樣的女孩子,見生人說話都臉紅,闖社會找工作這在想象中真比登天還難啊!我每天都瘋狂地尋找著招工信息。那是國慶節期間,有家公司招八名促銷小姐。也許他們看我是學中文的,普通話很流利,語言表達也不錯,麵試順利過關了。公司的一個經理和我們談妥了條件:每周六、周日促銷兩天,每天工作八小時,工資每天25元,幹得好以後還繼續聘用,幹不好隨時解雇。

經過短期培訓後,我終於開始了第一次打工。

工作其實並不複雜,主要是給一種正規品牌的速凍水餃作促銷。我們的任務便是介紹商品,招攬顧客,吸引他們購買。

對於我們這些學生,萬事開頭難,第一次的經曆真是叫人刻骨銘心。

當我身披綬帶,站在一家超市的冷櫃前,最大的願望便是趕快逃脫。可是理智卻告訴我機會難得,要好好把握。超市的顧客多了起來,好奇的目光紛紛投向我。眾目睽睽之下,我頓時慌了手腳,剛剛背得爛熟的廣告詞早忘到爪哇國去了,腦海裏一片空白,什麼話也說不出來。在眾人麵前,我覺得自己像個罪人,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

這時,低著頭的我聽到旁邊我的同學兼搭檔有條不紊地介紹著產品的種類、價格。我抬眼望去,她已迎來了第一批顧客。她悄悄地告訴我:“咱們是做廣告,產品是正宗產品,怕什麼!我喊一嗓子,你跟一嗓子,喊出來了,就什麼都不怕了。”同學喊了一聲,可是,我的聲音卻卡在嗓子裏,怎麼也沒有勇氣喊出來。我努力了數次,終於,我怯怯的聲音大了起來,膽子壯了不少。不一會兒就吸引了一些顧客,也開始有人選購產品。我的臉不再發燒了,我暗自興奮,衝著同學感激地笑了笑。

叫勁的時刻應該頂住。幾筆生意做成後,我漸漸由笨拙到熟練,由手忙腳亂到輕鬆自如。

正在我興奮不已的當兒,發生了一件事。一個中年婦女走過來,輕蔑地看著我說:“你們這些人,都是騙子!”我頓時呆住了,我長這麼大從沒有人對我如此惡言惡語,我頓生一股憤怒。可是,我馬上就明白了自己的處境,就是人家動了手,我也不該還手。我說我們不是街上的小商小販,我們的產品是正規廠家生產的合格產品,我們是如實介紹產品,如有意見可向經理反映。她在我溫和的態度麵前愣住了,那些以前與我打過交道的老顧客都過來幫我說話,說這家餃子不錯,說我是個勤工助學的大學生。那個婦女悻悻而去。麵對眾人對我們這些窮學生的理解和愛護,我熱淚盈眶。

這件事以後,我專門閱讀了一些消費心理學方麵的書。我在介紹產品時措詞更加謹慎、嚴格了。我要求廣告用詞一定要真實可靠,反對弄虛作假,誇大其詞。隻介紹、導購,不誘導、誤導消費者。我樸實無華的廣告詞反而激發了顧客對我的信任,他們還主動替我宣傳,讓我的委屈和疲勞一掃而空,我工作起來更充滿了活力。

學校在城郊,從學校坐車到市區要二十分鍾,在學校吃過早飯,隻有等到晚上下班才能回校。為了節省點錢,我舍不得吃三元一盒的盒飯,餓了就吃方便麵。常常忙得頭昏腦漲,坐著最後一班公共汽車往回趕路時,才感到渾身酸痛。我羨慕校園裏那些輕鬆的身影,可是,我的父母是農民,他們不能給予我富裕、輕鬆的生活,甚至我能走進大學都已成了我生命的莫大幸運,我要比別人過早地麵對和承受生活的艱辛。苦惱是有的,可是,隻要我挺直腰杆,選擇堅強,就能學會迎風行船,逆流而上。更重要的是,勞動讓我心境澄澈、開闊;諸多的艱難困苦,更讓我懂得了人生的真諦,幸福的意義。

熬過嚴冬的女人

□ 策星

1992年我30歲,已結婚7年了,婚姻很美滿。我在聖弗蘭西斯科一家公司任管理顧問。這職業富有挑戰性,我喜歡這份工作。兩年前的我還是個活潑健康的人,所以當醫生說我最多還能活3年時,我簡直如五雷轟頂。和許多人一樣,我以前從未聽說過硬皮病。這是種不治之症,它會使我的機體組織——從皮膚到內髒——慢慢硬化。

我的身體會慢慢變成一塊僵硬的石頭!我奔向圖書館,查找一切關於這種病的材料。然而結果讓我大為震驚。硬皮病導致機體結締組織中角質和纖維蛋白分泌過盛。盡管這種病比多發性硬化、肌肉營養障礙、胞囊纖維化等病更為常見,但人們對它的發生機理卻所知甚少。記得當時我對醫生說:“你是說我這兩年內將死掉,而大家對這種病竟一無所知?”我雖然為此震驚,但並不想以自憐來捱時日。

我麵臨的選擇很簡單:消極等死或是按自己的方式重新生活。和這種使人憔悴不堪、容顏晦暗乃至致人於死地的惡疾打交道,就像一場殘酷的鬥爭,但我因此也有了特殊的機會和條件來作些有意義的貢獻。我想的就是尋找一種可以治愈的方法。這個想法激動人心,也是具有開創性的。

我每每自認為身材矮小但意誌堅強。我隻有5英尺高(152米),體重從沒超過100磅。我是在奧瑪哈長大的,年輕的時候是個出色的花樣滑冰選手,到處巡回表演。17歲的時候,我意識自己需要更加多姿多彩的生活,於是退出冰壇,入加利福尼亞州克萊蒙特的普利策學院學習。入學第一天,我邂逅了馬克·斯凱爾,整個大學期間我一直把他視為最知心的男友。但父親5年後說我和馬克已經相愛了。他言中了,1977年我和馬克結了婚。不久我獲得斯坦福大學的商業管理碩士學位,並入世界上頂尖的管理決策谘詢公司——邁克·肯西公司工作。

可在1982年年初,我突然感到精力衰竭,有一陣甚至臥床不起。我的關節腫脹疼痛,手掌一冷就發青,手指甚至連筆都握不住。以後的兩年中,我接受過內科醫生、皮膚病專家、風濕病專家、傳染病及肺病專家的檢查,但他們都診斷不出到底是什麼毛病。後來我的麵部肌肉開始縮緊,以至於連嘴唇都合不擾。直到1984年我因劇痛和呼吸困難住院治療,才被確診患了嚴重的硬皮病。那時我的病已很危重,這次診斷的結果已沒有任何疑義了。

那一年中,我因病無法工作。我和丈夫決定要個孩子。我從書中了解到隻要我能安全地度過孕期,我就能像其他健康的婦女一樣有機會生下一個健康的嬰兒。但醫生告訴我不要去冒險,盡管他們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從一懷孕我就碰上了麻煩,4個月時開始攣縮,不得不服藥以避免流產。整個孕期我住院出院,直到1985年3月生下邁克斯。邁克斯早產6個禮拜,生下來時隻有5英磅6盎司。產科醫生說這簡直是個奇跡。而對我來講懷孕是個真正的轉折點。我決定再不相信任何人對硬皮病都無能為力這類的話,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我的疾病和身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