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讀書，有闕疑、存疑兩條，所以愛惜精力，使得專心要理。諸葛武侯讀書，但觀大意，政事文章，超前絕後，蓋以此也。近賢不務大綱，喜矜小巧，如孔子生卒考，舊有兩說，參差不同，苟通其意，數言可了。孔氏著為專書，海內矜為秘本，轉相傳刻，學者閱讀已畢，詢其所以然之故，諸說紛紜，迄不能明，是有書如無書也。近人《長江圖說》，以文字說古地名，輾轉附會。苟用其法，雖以《禹貢》全域說在蜀亦可，俗謔所謂“山水遷居”者也。
壽陽祁相國約諸名士，以其先人“祁奚字黃羊”命題，使各撰一篇。諸名士以聲音通假說之，將三字互相改變，至數十說，迄無定解。苟用其法，無論諸人各衍一說，使一人操筆，衍為數十百說，亦數日可成。此真所謂畫鬼神為兒戲。在壽陽幾於玩弄其先人。乃互相傳刻，以為美譚。經傳草木鳥獸，既今古變種異名，又南北方輿同異，專好矜奇炫博，漫衍魚龍，即如九穀養生之原，人所易知。《九穀考》演為圖說，集成卷帖，說者竟茫然不能指實。邵氏《爾雅》有闕疑不說之條，郝氏乃舉其闕略者，悉為衍說。當時以郝氏晚出，後勝於前，積久考其所補諸條，實恍惚無實用，故近人轉謂邵勝於郝。“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使綱舉目張，未為不可。乃諸家謙讓未遑，以識小自居，謬種流傳，遂以小加大，若天地至要至急之物無過於此。不知《典》、《考》之學，綱領最為詳明，苟得要領，事半功倍。諸賢所望而生畏者，乃實簡要；所擇居之下流，乃實萬難。此等不急之辯，無用之學，《莊子》比之棘猴楮葉。餘於《周禮凡例》，標《闕疑》一門，凡一切古有今無，及古法失傳之事，皆存而不論。削除荊棘，自顯康莊，不再似前人之說夢鈴癡也。
漢人“今”、“古”二派，“今”作，“古”述。竊以述為主《左》、《國》，作為主《列》、《莊》。考《公》、《穀》說經，直稱“傳說”，以經主孔子，以傳主先師。稱心而譚，自我作古，此博士專主孔子製作六經之本旨也。其弊也悍肆遊移，《左》、《國》立說以矯之，務以各經歸之古人。《易·文言》之“四德”，《春秋》之“義例”，《論語》之“克己複禮”之類。有孔子明文者，皆歸之春秋時人，如穆薑、申須、子產、叔向之類，班氏所謂“不以空言說經”者也。“古學”專主此派，舉六藝一概歸之古人。至於《列》、《莊》，則以六經為芻狗，諸書為糟粕。托辭詆譏，其實所詆，非實孔子，蓋謂《左》、《國》所言之孔子。如《左》、《國》以孔子為傳述家，雜取皇帝、王伯舊事陳言，收藏傳述，如昭明之《文選》、呂東萊之《文鑒》，拾人牙慧，不得與於作者之林。六藝分崩瓦解，殘脫割製。如近人經說，於刪《詩》、修《春秋》、序《書》，皆攻其說而不信，以六經皆原文，於孔子毫無相幹，然其弊也庸昧顢頇。二說辟分兩門，互有利弊。《莊》、《列》之說為微言，《左》、《國》之學為大義。“古文家”孤行於餘年，其害於學術政事與八股等。經始萌芽，行之既久，不能無弊。經說有文質相救之法，文敝繼以質，質敝繼以文。當其文質初改之日，弊已深，不能不改，亦不敢謂所改者之無弊。陰陽寒暑，循環反複，相反相成。蓋《左》、《國》大義近於文，《莊》、《列》微言近於質。中國文法二千餘年而易以質，“古文”之說亦二千餘年而易以“今”。事實相因，宗旨亦相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