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母親說，這屋子是我們祖上“全盛時代”在鄉下建造了而不用的“別邸”，本家住在良山門內的駱駝橋，這是每年春秋兩季下鄉祭祖時候用的臨時公館，出太平門不遠，就可以望見這座大屋子的高牆，那高得可怕的粉牆，將裏麵住的“書香子弟”和外麵矮屋子裏的老百姓們分開，所以不認識的人，隻要一問沈家，那一帶的人立刻就會知道：“啊，牆裏。”“牆裏”變了太平門外沈家的代名，據說這已經是近百年以來的事了。
但是，辛亥革命前後，我們的家衰落到無法生存的境地。這屋子周圍的田地池塘，都漸漸的給哥哥押賣了，隻有這屋子，卻因為母親的反對，而保留著它破舊得像古廟一般的形態。夏天的黃昏會從蛀爛了的樓板裏飛出成千成萬的白蟻，沒人住的空房間裏白晝也會走出狐狸和鼷鼠，但是牆裏和牆外的差分，卻因為“牆裏”人的日益窮困，而漸漸地撤廢了，牆外的野孩子們也做了我的朋友，我記憶中也還鮮明地留著一幅冬天自己拿著籃子到鄉間去拾枯柴的圖畫。
假如我母親還在世，今年已經是八十三歲了。在那個時代裏，她算得是一個性格奇特的人，四十五歲那年，我父親死了之後，從不念過一句佛，從不燒過一次香，出嫁了的姐姐送她一串念珠，她卻丟在抽鬥裏從來不去理會，不佛，當然不信耶穌，有什麼毛病常服西藥，從這種性格推衍開去，她是一個不迷信和比較開明的人，她從不討厭鄰近的窮孩子到我家裏來，也從不禁止我和這些野孩子在一起，把自己吃用的東西省下來送給鄰近的窮人，是她唯一的愉悅。我長大了之後從日本或者上海回來，總帶給她一點糖果和食品，但是她自己並不吃，瞞著我們偷偷的送給那些終年赤腳的孩子，被我們看見了的時候，她說：“我們吃得太多了，這種東西，也許他們是一生也不會吃到的。”
但是，具有這種近代性格的人，對於這所古舊的屋子，她卻懷抱著使人不能相信一般的留戀與執著，我中學畢業的那一年她鄭重地對我說：“趁我活著，把這屋子分了吧，我一死，遲早會給你哥哥賣掉的。”
當時已是五四之後，我根本就對這象征封建的“破廟”有了反感，所以我對於她苦心地保守了幾十年的財產簡直不加任何的考慮，隨口地說：“我不要，讓他賣去!”這句話傷了她的心，背著人哭泣了一整日，我也就從這時候離了“家”。“舊家”的影子在記憶裏漸漸的淡忘了，一直到抗戰開始那一年的初夏，接到母親病篤而趕回到這屋子的時候。
隨著時代的變遷，這舊家也有了幾度的滄桑。第一次歐戰之後，因為民族工業勃興，我哥哥也在這封建的屋子裏開過一個現代式的工廠，用新式的“機子”織杭紡，在“城外”這屋子算是第一所“工場”。浙江絲織業凋落了之後，“機子”停止了工作，於是這屋子在五年前又變了“正大繭廠”。那一年，因為哥哥要把母親臥房側麵的“果園”改作屯繭的倉庫，要把“果園”的棗樹和橘子樹斫掉，他們之間曾引起過一次很大的衝突，但是結果是母親失敗了。我最後一次回家的時候，青蔥的棗樹園已經變了煞風景的“繭灶”了。我雖則不曾親耳聽見丁丁的伐木聲音，但是《櫻桃園》最後一場的主人公們的心境，我是感受得到的。
在鬥爭劇烈的時候，我屢次感到潛伏在我意識深底的一種要將我拖留在前一個階段的力量，我掙紮，我殘忍地斫伐過我自己的過去：廉價的人道主義，犬儒式的潔癖，對於殘酷的鬥爭的忌避，這都是使我回想到那舊家又要使我惱怒於自己的事情。而現在，一把火把象征著我意識底層之潛在力量的東西，完全地火葬了，將隔離了窮人和書香人家的牆，在烈火中燒毀了，我感到痛快，我感覺到一種擺脫了牽製一般的歡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