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弟在我們家待了七年，同我們一家人處得很好。它不咬人，見到陌生人，在大門口吠一陣，我們一聲叫喚，它就跑開了。夜晚籬笆外麵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過，它聽見某種聲音就會朝著籬笆又跑又叫，叫聲的確有點刺耳，但它也隻是叫幾聲就安靜了。它在院子裏和草地上的時候多些，有時我們在客廳裏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會進來作幾個揖，討糖果吃，引起客人發笑。日本朋友對它更感興趣，有一次大概在一九六三年或者以後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訊社到我家來拍電視片，就拍攝了包弟的鏡頭。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訪問上海，來我家作客，對日本產的包弟非常喜歡，她說她在東京家中也養了狗。兩年以後，她再到北京參加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看見我她就問：“您的小狗怎樣?”聽我說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愛人蕭珊也喜歡包弟。在三年困難時期，我們每次到文化俱樂部吃飯，她總要向服務員討一點骨頭回去喂包弟。一九六二年我們夫婦帶著孩子在廣州過了春節，回到上海，聽妹妹們說，我們在廣州的時候，睡房門緊閉，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門口等候我們出來。它天天這樣，從不厭倦。它看見我們回來，特別是看到蕭珊，不住地搖頭擺尾，那種高興、親熱的樣子，現在想起來我還很感動，仿佛又聽見由起女士的問話：“您的小狗怎樣?”
“您的小狗怎樣?”倘使我能夠再見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會拿同樣的一句話問我。她的關心是不會減少的。然而我已經沒有小狗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紅衛兵開始上街抄四舊的時候，包弟變成了我們家的一個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時常打門大喊大嚷，說是要殺小狗。聽見包弟尖聲吠叫，我就膽戰心驚，害怕這種叫聲會把抄四舊的紅衛兵引到我家裏來。當時我已經處於半靠邊的狀態，傍晚我們在院子裏乘涼，孩子們都勸我把包弟送去，我請我的大妹妹設法。可是在這時節誰願意受這樣的禮物呢?據說隻好送給醫院由科研人員拿來做實驗用，我們不願意。以前看見包弟作揖，我就想笑，這些天我在機關學習後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討東西吃，我卻暗暗地流淚。
形勢越來越緊。我們隔壁住著一位年老的工商業者，原先是某工廠老板，住屋是他自己修建的，同我的院子隻隔了一道竹籬。有人到他家去抄四舊了。隔壁人家的一動一靜，我們聽得清清楚楚，從籬笆縫裏也看得見一些情況。這個晚上附近小孩幾次打門捉小狗，幸而包弟不曾出來亂叫，也沒有給捉了去。這是我六十多年來第一次看見抄家，人們拿著東西進進出出，一些人在大聲叱罵，有人摔破壇壇罐罐。這情景實在可怕。十多天來我就睡不好覺，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蕭珊談起包弟的事情，我們最後決定把包弟送到醫院去，交給我的大妹妹去辦。
包弟送走後，我下班回家，聽不見狗叫聲，看不見包弟向我作揖，跟著我進屋，我反而感到輕鬆，真有一種摔掉“包袱”的感覺。但是在我吞了兩片眠爾通、上床許久還不能入睡的時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來想去，我又覺得我不但不曾摔掉什麼，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現的不是搖頭擺尾、連連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給割開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僅是小狗包弟，連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護一條小狗，我感到羞恥；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諒自己!我就這樣可恥地開始了十年浩劫中逆來順受的苦難生活。一方麵責備自己，另一方麵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讓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墮入地獄。我自己終於也變成了包弟，沒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運。……
整整十三年零五個月過去了。我仍然住在這所樓房裏，每天清早我在院子裏散步，腳下是一片衰草，竹籬笆換成了無縫的磚牆。隔壁房屋裏增加了幾戶新主人，高高牆壁上多開了兩扇窗，有時倒下一點垃圾。當初剛搭起的葡萄架給蟲蛀後早已塌下來掃掉，連葡萄藤也被挖走了。右麵角上卻添了一個大化糞池，是從緊靠著的五層樓公寓裏遷過來的。少掉了好幾株花，多了幾棵不開花的樹。我想念過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在綠草如茵的時節，她常常彎著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雜草，在午飯前後她有時逗著包弟玩。……我好像做了一場大夢。滿園的創傷使我的心仿佛又給放在油鍋裏熬煎。這樣的熬煎是不會有終結的，除非我給自己過去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了總結，還清了心靈上的欠債。這絕不是容易的事。那麼我今後的日子不會是好過的吧。但是那十年我也活過來了。
即使在“說謊成風”的時期，人對自己也不會講假話，何況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說：我懷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