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在世時，我們隻覺得家母十二分軟弱，幾乎不敢有點自己的主張，她是先父的十足順民。先父逝世以後，我們才知道先母十分能幹的。她處事很有決斷，見理甚明，說話很有分寸，她是見過大場麵的人。先父猝遇什麼事故，開頭也很慌張；可是，沉靜地考慮了一回，理出了頭緒，下了決心，那就不動如山，非做成功不可了。先母態度很沉著，善於應付，手腕也比較圓滑一點。這都是我在近三十多年中所體會得的。
我看先母的精明能幹，乃是從先父那個大環境中訓練出來的，而她記憶力強，理解力之敏捷，則得之於遺傳。我們兄弟姊妹幾個人，似乎缺少一種外家的溫暖，所以對外家先前的情形都不十分了了。大概家母出嫁時，外家的經濟情形還不錯。外祖父也和先祖父一般，掙得了一份田地，可以過活得。我們的舅父，該是第一等的聰明人，給外祖母縱容得過度了，一直不肯治正務，做耕稼的事，那份田地，便在抽煙和賭博上垮完了。到了我有了知識，外家產業都已敗光了；外祖母一直留住在我們的家中，我們，便沒有機會到外家去過“外甥”的生活。先父逝世以後，我們才慢慢在對外家情形了解起來，從我們那一群表兄弟的智慧力看來，外家這一血統的生命力是豐富的。那些表兄弟，都沒有讀書的機會，外家環境，一年壞似一年，他們很早就到社會去謀生；他們所表現應付環境的能力，都是十分精明，十分敏捷，家母的精神，該說一半得之於外家遺傳。家母來歸時，先父還不懂得珠算，這一份知識，先父正是從閨中得來的。外家那一係列的人，除了舅母外，在心算上所發揮的迅速、正確性，比我們用筆算的高明得多。家母識字雖不多，但她運用那些詞語，卻十分適當；她自己動筆寫的信，句句中肯，十分懇切。我南來香港，家信中有這麼兩句訓示的話：“錢不可不用，卻不可亂用。”許多老一輩的人隻知道叫後輩：“錢不可亂用”，卻不懂得“不可不用”的意義。友人看了大為讚歎：“老曹，你真幸福，有個八十歲老母教教你！”
先母總替先兄可憐，因為先父苛責先兄十分嚴厲，時常打他罵他，先兄顯得十分老實。先母總以為先兄一定能安分守己，循規蹈矩的。哪知先兄自先父謝世，便一變所為，變得最不安分守己，什麼都不循規蹈矩；而晚年生活之艱苦，結局之悲慘，都非我們所能預料的。我時常對先兄說：“你本來是錢塘江上的船老大，碰到的隻是七裏瀧中的風波；可是，眼前你駕駛大輪船在海洋上行駛，又當風狂雨驟的季節，你是應付不了的。”先母是不相信，先兄會有覆舟之禍的。先兄犧牲之後，我們一直不把噩耗說給先母知道，讓他永遠活在她的夢中。我的妹妹，那是先母的心頭肉，她的樣子跟先父也十分相似。她的現實手法，很高明，假使先兄處世有她一半的才能，也許會有很大的成功。她可說是非常男性的，至於我自己，一進入社會去做事，就是這麼縮頭縮腳，小心謹慎，既不敢放膽闖天下，又不甘俯首讓人驅策，誠非先父所及料，也出乎家母的意料的。
先母逝世，已經五年了。我好幾回想提筆寫一篇《我的母親》，也想如歸有光寫《項脊軒記》那樣寫一篇《蔣畈的老屋》，都不曾寫好。倒是珂雲，她寫了一篇《他的母親》卻描述得十分真切。我且節用幾段有分量的文字：
他的母親，孩子們的祖母，我的婆婆；婆婆習慣上卻是孩子們對她的稱呼；我依著聚仁的稱呼稱她為媽媽的。婆婆姓劉小名香梅。她和我們在一起生活，已經五六年了。我和孩子們都沒到聚仁的家鄉——浦江；她的話，那一角上的土話，慢慢地，我們已能懂得八九成；不過彼此的意思，都能完全了解；她也常常為我們談些家鄉的往事。有一回，她忽然談起她自己出生那一天的事：她的家離開蔣畈五華裏，乃是劉源溪穀中的小村落——劉源(這兒，就拿蔣畈作中心來說的了)。我們的外公家裏隻有幾畝田，雖不至於挨餓，生活卻也相當清苦，外婆先養了一男七女；農家重男輕女，生了女孩，不是丟掉，就是病死。婆婆是外婆的第四胎，上麵已有一個哥哥兩個姊姊；她的降生，在外婆心頭是十分不高興的，因為又是一個女的，“賠錢貨，十八年堂前客。”——在農村，女孩是替人家養的，早晚要替女孩子梳頭裹腳，耽誤了許多田間工作的。婆婆出生那一刻，外公在田野工作未歸，由隔鄰一位老婆婆接生。外婆睡在床上，一聽說這孩子是女的，就說：“丟在腳後跟，隨她吧，不用包。”她是決意不要這位闖來的小客人了。隔鄰老婆婆聽了，自覺沒趣，一聲不響地回去了。不一回，外公來了；那天是農曆七月廿一日，正當秋收時節，他挑了一擔剛打下的稻穀，興衝衝地從田裏回來。見了孩子就說：“飯是有得吃了，包起來吧！”他再去請那隔鄰的老婆婆過來。想不到她後來嫁到曹家來，開花結子；曹家數代單丁，門衰祚薄，從聚仁一代起，兒孫已有三四十人了。
我生長在城市，對農村生活，實在非常隔膜；直到抗戰軍興，才離開上海，到大後方農村去，這才嗅到了泥土氣息。我的婆婆，正是泥土味很重的農村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