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的教法是扮演角色，各讀自己台詞。不用說，莎樂美自然是Z女士。正式生自兼國王之類大人物。輪到我，隻好當兵。兵的台詞不多，聽人家的，特別是莎樂美的長篇獨白。到底是法國“嬤嬤”(修女)教出來的，音調語氣都好，真像在演戲。她和我坐在後排兩邊，她念時，我偶爾轉臉望望她，忽然覺得她眼角好像正在瞥看我。一次，又一次。我想，不必猜，一定是要我表示欣賞。於是我也照演戲式念兵的台詞(起初還有點不好意思)，並且在她念時點點頭，讓她見我在注意聽。《莎樂美》劇雖短，語言簡單又漂亮，熱情奔放。王爾德不愧是唯美派文人。念著，念著，我感到有點不對。為什麼她一念到對約翰說話時就會瞥眼看我呢?為什麼要在她的或我的有激情的台詞中去望她而看到她望我呢?她要把我像約翰那樣砍下腦袋來嗎?心想，決不再望她。可是一聽到激動的台詞又不由自主地投去一瞥，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一瞥。這一點我連對同屋的朋友也沒有講，怕他大笑。他也沒有再問我的小姐同學。
《莎樂美》快念完了，又選一篇比利時梅特林克的短劇。仿佛是瑞士人存心不教法國人的法文，表示法語文學並不專屬法國。
念到《莎樂美》最後一場的那一堂，我去得早些，照例在後排側麵坐下。接著，Z進來了，一言不發就坐在我前麵。她打開書包拿出一本印得很漂亮的大本《莎樂美》，翻開就是插圖。我一眼看去，禁不住說出口：“這是琵亞詞侶的畫。”她背對著我輕輕笑出聲來。有過葉靈鳳的介紹和魯迅的嘲笑，我一眼就看得出那奇異的黑白畫風格。果然，不出我所料，她翻出莎樂美捧著約翰頭顱的那一張。我輕聲說，“借我看看。”她頭也不回，低低地說：“就這麼看。”這就是說要我從她的發際耳邊去望她手裏的書。太近了。本來就逼人的香氣更濃了。我猛然一醒，直起身來。正在此時，老師進門了。
戲劇課上有時隻有我們三個學生。正式生巍然坐在前排居中，正對老師，從不正眼看別人一下，表明他才是主人，別人不過是侵占他的權益的鼠竊狗偷之輩。於是餘下的兩人就自由得多。我們的偶然的交談和對望都是在這課堂上。小說課上我們是完全的陌生人，彼此從來不互看一眼，冷若冰霜。我和沙鷗越來越熟，隻有她談笑風生。她不上戲劇課，所以她一直不知道我和Z已經互相認識。
學期終了，最後一堂課。我們兩人不約而同地最後出來。上午第四節課已下，樓梯上沒有別人。她慢慢地靠在我身邊走。一步，一步，從第四層樓走下來，走下樓門口的石級，到了大門口。誰也沒有出聲。兩年後，我有兩行詩：
記得我們並肩走過百級階梯，
記得你那時的笑，那時的春衣。
詩不紀實。她沒有笑，穿的是一件短袖素花綢旗袍，是夏衣，不是春衣。我穿的仍舊是那件藍長衫，哢嘰褲，舊布鞋。若是有人這時望見這一對，裝束截然不同，表情冷漠一樣，也許會驚奇：怎麼莎菲女士和孔乙己走到一起來了?
邁步出大門口時，我問她：何時再見?她沒有轉過臉來，說：“你可以給我打電話。”隨即說了一個號碼。我說：“怎麼找?”她說：“找九小姐。”我說：“我還不知道你的大名。”她轉過頭來了，眼睜得更大，問：“沙鷗沒同你講?”我說：“沒有。她說過一個名字，那是譯音。我隻知道你叫——”遲疑一下，輕輕叫了她一聲那個外國名字。這是我第一次叫她，誰知會引起以後的無數無數次。她說：“你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我報了名。她才告訴我：沙鷗說的名字不錯。但那不是她的本名。她也遲疑了一下才說出名字。她忽然變得口氣嚴肅，甚至是嚴厲：“你沒有聽到別人講我?”我坦然回答：“沒有。”這還用問?除了我們自己，誰知道我們認識?當然隻是認識，或則還說不上認識，連名字都剛知道，離普通朋友還遠得很。
一輛人力車過來，她坐上去，含糊說了一聲法語的再見，轉眼就不見了。原來她是有包車的。
我隻把這當做人生插曲中的插曲，幾句旁白，想不到這會是一段前奏曲，可斷，可續。
人變成一個電話號碼。不知怎麼這號碼竟記住了，一直記到現在。
遺忘不易。人不見了，聲音笑貌還會浮現出來。都怪我有一天忽然又想起她來，心裏犯疑。她為什麼告訴我電話?是真?是假?不妨打一回試試。不料一找九小姐，居然靈了。一聽聲音：“誰?”我慌了：“是你的同學。”“哦!知道了。有事嗎?”急中生智：“我星期天上午去找法國老師。你能去嗎?”“哦，到時候看吧。還有事嗎?”她是不耐煩?還是盼望我說什麼?“沒有了。”接著講了法語的“再見”。她照樣回答，掛上了電話。星期天，我去法國老師家。理所當然她沒有去。我笨極了。假如沙鷗知道這件事，一定會笑得止不住。
不知怎麼，過了些天，我又想起她來，又想做個實驗。我去查電話簿。那時私家電話不多，很容易找。那個號碼的住址欄有胡同和門牌，戶名不是她的姓。我寫了一封法文信。簡單幾句問侯和盼望開學再見，附帶說我在教暑期夜班世界語，地點在師大。這信隻是給她我的地址和姓名。此信一去石沉大海。
我想，很好，人家本來是作一段遊戲，我為什麼認真?見麵，通信，又有什麼可說?本是兩個世界的人，又何必通氣?豈不是自尋煩惱，可笑?難道我還真的想和她成為朋友嗎?
暑期過去，法文課上不見她了。瑞士老師也離校了。我也就不想她了，以為留個回憶更好。現象總不如想象。不料，忽然收到她從日本寄來一封信，居然是毛筆寫的文言信。說是她姐姐從日本回來，“述及三島風光”，於是東渡進了早稻田大學。附了東京一個女子寄宿舍的地址，說希望我將北大法文課情況“有暇見告”。從此通起信來。
通了一年信，又到了暑假。忽然從本地來信了，要我定時間，她來看我。這下子我手忙腳亂了。在信裏我是無所畏懼的，侃侃而談，上天下地，好像我們真是朋友了。可是見麵呢?眼前人不似信中人，豈不是殺風景?越想越怕，立刻回信辭謝，不知說了什麼沒道理的道理。當然通信又中斷了。自己也不知道做得對不對。不料暑期一過，從日本又來了信，說：“既不願見，自當遵命。”又說還是希望有信給她。
這一來，我真的墮入迷津了，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也想不出該怎麼辦。
北平西城一個小胡同內一所四合院的小廂房中，我單獨麵對一個女郎。這是我的一個好友的小妹妹。那位朋友對我說過一些妹妹的事和她講過的話。最令我驚奇的是說她有一次遊北海公園劃船時竟從船上跳下水，救上來後什麼也不說，一副厭世自殺的樣子。這次我去找她的哥哥。她一人在家，好像是知道我，招待我進去。說她是小孩子，太大，說是大人，又太小。喜笑顏開，哪有絲毫厭世模樣?
“我要上高中了。我不想上學。我都十五歲了。”“哦!十五歲的大人!”“怎麼?你笑我?我不怕人笑。我什麼都不在乎。”一副頑皮樣子，不像生氣。停了一會，接著說：“你愛看電影嗎?我愛看。”
我沒有錢看電影，多半是朋友請我看，而且多半是看外國電影。她說她中外電影全看，不過外國電影說外國話她不懂，同時看旁邊字幕太別扭。電影這個題目也有點談不下去。
說著話，她忽然站起身來，噗嗤一笑，說：“你看看，我這樣就見你。”用手拉著短旗袍的左腰，原來是裂了一個大口子，皮肉都露了出來。她不但不掩蓋，反而笑得很開心，好像我是她家裏人，一點不見外。
我有點窘，起身要走。她笑個不停，指著腰間那個露皮肉的破口子，說：“你走吧。我不送了。到大門口給人看見，多不好。”真的不把我當外人了。實際上這才是第一次見麵談話，也是最後的一次。
不知為什麼，我一連幾天都想著她。忽然衝動，給她寫了一封信。用毛筆在花格稿紙上仿佛寫小楷。字字都是胡話，無非是對她的什麼祝願、希望之類。這不是寫信，是寫字；不是對話，是獨白。當然不會有回信。
過幾天見到她的哥哥。他不問，我也沒有提這件事。又過幾天，有位朋友對我說了，她哥哥對那朋友說，她小妹妹收到了我的信，說是“那個芋頭給我來信了”。不置可否。那朋友說：“你怎麼看上那個小丫頭了?脾氣古怪哪。別再惹好吧。”我聽了，心中很不是味。怎麼?見一次麵，寫一次信，這就是“看上”了?她是小孩子，我也不大，怎麼扯得上愛情、婚姻?真的是“男女之間無友誼”嗎?於是我又去了一封信，告別，祝福，附上從照片上剪下的一個頭像，批著“芋頭一枚”，貼在信紙上。寄去，明知不會有下文。這孩子的名字是X。
過了暑期，她上了高中，碰巧和認識我的一個同鄉女郎同校。同鄉女郎又有一個好友，也是同學。她們都認識X，知道了這件事。有一回在朋友家見到她們。那位新認識的朋友是個異乎尋常的熱心人，竟然問我：“你怎麼不找X了?不給她寫信了?”我窘得無言可對。隻好說：“她不理我。”“不理你，你就不理人家了?有人三番五次，十次八次，一百次，寫信，求見麵，碰到硬釘子，還不肯回頭呢。”我有點生氣了。她當我是什麼人?說：“見麵，寫信，隻要她願意。我那兩封信她不理，就請你替我把信要回來吧。”說了，又懊悔。人家想必早已扯掉了，還想要回來?可是，她說：“你的信還保存著哩。你的話我給你傳過去。她給，我就帶給你。”我忽然想起，她們大概已經看過我的信了。現在沒看，帶回來時也會看。這可不好。尤其是那位同鄉女郎。我曾經替追求她而碰釘子的人(我並不認識)打抱不平，當初第一次見麵就說過譏諷的話。所以我更不願意她知道我的事。哪知她早已忘了幾年前的我，而且正鬧著自己的糾紛，對我毫不在意。這隻是她那位朋友熱心。我當時真著了急。馬上告辭。走時單對那位熱心女郎低聲說了一句“拜托”。
有一回我去中山公園，遇上了那位熱心女郎和別人一起遊園。她一見我就嚷：“我找你找不到。你托我的事，我辦到了。”隨即從口袋裏掏出一個信封遞給我。有別人在場，我不等她多說話，道個謝，轉身就跑，也不問X還有話沒有。這位熱心女郎以後還和我一同做了一件給別人幫大忙的事。她上北大物理係，我還去女生宿舍看過她。此後再沒有見麵，隻知道她最後下落很好，當年決想不到。她生來是個好人，我知道，盡管不是很熟。
X的插曲就此完了。以後聽到她的一些令人喪氣的消息。最後據說是失蹤了，不知所終。
又是北平西城一所小院子裏。一對新婚不過半年的夫婦。男的是我到北平結識的第一個好友。由於我曾在他回家時給他寫過一暑期的信，安慰他的所謂“失戀”，他把我算做弟弟。可是這位新夫人比我還小幾歲，不像嫂子。有天傍晚，我去看他們，忽然多了一個女孩子，原來是他的妹妹W。這個哥哥非常高興，說，妹妹來了，弟弟也來了，今晚非喝酒不可。四個人喝了一頓酒。我竟醉了。往常喝這一點酒我是不會醉的。醒後也記不得對那嫂子和妹妹說過什麼胡話。哥哥也醉了，說：“今天是我這個新家的全家福，是我自己的家。搭個行軍床，你也住在這裏，不用回公寓了。”兩個女的不知醉了沒有。屋裏拉起大床罩隔了隔。天氣不冷。不知怎麼安排的。我倒在行軍床上糊裏糊塗一覺睡到大天亮。睜眼一看，可了不得，那個妹妹大概沒有醉，先起來了。我猛然一跳就起身，揉揉眼睛，還沒張嘴，就聽到這個妹妹笑開了，說：“真像個猴子!”我一下子醒了。怎麼“芋頭”變成了“猴子”?看來“妹妹”是危險物品。沒吃早飯我就走了。好多天沒有再去。後來才知道，這位妹妹突然來到是有原因的。家裏早給她訂了親，說定了男方供給她上學，到大學畢業後結婚。不料她初中剛畢業，男家便催著要娶。她一著急，一個人離開家找哥來了。若是男方不食言，她便留在北平上學。若是男方不供給，那就斷絕關係，不承認婚約。看來男方不會放心讓她在外麵，她也不會回去了。我和W在她哥哥離開後又見過。抗戰一開始，消息中斷了。
照算命的說法，我好像遭逢“妹妹”煞。從此我不交有妹妹的朋友，除非這個妹妹比我大得多或小得多。然而，若真有命，那是逃得出去的嗎?
幾十年後重相見，我才知道W在兵荒馬亂中遊擊隊伍裏還沒忘記我這個“猴子”。可是我怎麼能知道呢?
我下了決心。既然到了好像是總得有個女朋友的境地，那就交一交東京這個女同學作朋友吧。是好奇，也是忘不了她。於是寫了信，把給X的兩封信都附進去。也不知這怎麼能說明我拒絕和她見麵。說來說去總像是怕見她。又說，還是她這個通信朋友保險。我隱隱覺得我寫信給X是對象錯位。下意識裏恐怕是要寫給Z的。可是又不對。像那樣的信若算情書也隻能是情書八股。Z恐怕不知收到過多少，扔掉過多少。我豈能給她寫那種囈語?也不知我給她寫了些什麼。沒多久就來了回信。兩信附回來了。信中說她很高興，想不到內中還有這樣的曲折。“你隻管把我當作保了險的朋友好了。”
真是心花怒放。有了個保險的女朋友。一來是有一海之隔；二來是彼此處於兩個世界，決不會有一般男女朋友那種糾葛。我們做真正的朋友，純粹的朋友，太妙了。不見麵，隻通信，不管身份、年齡、形貌、生活、社會關係，忘了一切，沒有肉體的幹擾，隻有精神的交流，以心對心。太妙了。通信成為我的最大快樂。我不問她的生活，也不想象她是什麼樣子。甚至暗想她不如別人所說的美，而是有缺點，醜。她可能想到什麼，寄來了三張照片。一張像是在日本房子的廓下，對麵站著；一張是坐著，對著打字機，側麵(是不是因為我說正在學打字?)。另一張是孤單地坐在椅子上，正麵。站著的，穿的是日本女學生的製服吧?不是旗袍，也不是連衣裙。坐著的，穿著旗袍，像是在北平家裏。沒有燙發，是個普通學生的童發式樣，還有短短的“劉海”覆在額上。這是上法文課的那個人嗎?在日本的，沒有笑，手拿著書，眼睛望著我，神氣全和初次麵對我說話時一樣，然而裝束打扮大不相同了。正麵對我坐著的，眼神似有疑問，我疑心還稍帶憂色。她這是告訴我，她並不是沙鷗描寫的“風流小姐”嗎？要我放心，她是可以做我的真正朋友的，是“保了險的”嗎?後來證明，她還是給我“保險”的朋友。多次“遇險”，幸虧有她在心裏才不致遭滅頂之災。
恰巧這時，沙鷗給我幫忙，到了北大新圖書館裏當職員，在她的屬下。每月有工資，生活不愁了。每月有信來往，精神安定了。我讀書，寫詩，作文，翻譯，從來沒有這樣快樂。不快的心情全送進詩裏和給她的信裏。每次她的信都能消除我的煩惱，不管信多麼平淡。原來一個知心女友能使我那麼愉快，真沒有想到，真該永遠感謝她。
我見到古銅鏡銘語後寫給她的詩句：
“見日之光長勿相忘。”
則雖非三棱的菱花
也應泛出七色來了。
我參加每月一次的中國人和外國人、教法文和學法文的人的茶話會，認識了一些人。每次都由我發請帖，所以知道主客雙方。有一次，請客的主人是幾位女士。忽然來了清華大學的吳宓教授。吳先生一人獨坐在角落裏，仿佛沉思，又不時麵露微笑。我去和他攀談，談舊體詩，談新出版的《吳宓詩集》，談他的學生錢鍾書。隨後他寄給我他的詩集，夾著錢鍾書的小本詩集，說明兩書一定要看後寄還。另外還有他的新作，《獨遊西山詩》七律。我一高興，“次韻”和了他的詩。其中有一首他特別指出來問我背景。這首詩是：
也知真意終能解，爭奈蛾眉不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