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裏多情情易冷，夢中一笑笑難親。
每量詩福猶嫌薄，縱去醉鄉安敢頻。
聞道女牛行相會，夜深翹首望天津。
吳先生再到我這時一定要我說“天津”是在天上還是地上。我隻好說是天上。其實也是地上。那時從北平到日本是在天津上船的，正好借用天河以押原韻。再以後，我才告訴了吳先生，我的女朋友的事。他聽後大為激動，大大責備我一通。在北平，在昆明，在武漢，幾乎每次提到Z時，他都慨歎說我太不應該，總是我不對。我以為我正是照他的柏拉圖哲學實行精神的愛的，為什麼他反而不讚成呢?這首詩當時大概沒有寄給Z，也可能寄去過。詩說得有些過分，而且不合實際。實際不能說她不信我，而是我不信她。她以後曾在信中說我“是個怎麼也不相信人的人”，而且當麵還說過：“我知道，你就是不信。你信不過我。”如果她曾經真的為此對我不滿，甚至傷心，我真是犯下罪過了。難道吳先生責備我的確實不錯嗎?我自以為總是輕信，上當，不是不信人，而是處處提防，防不勝防。我相信的，往往不可信，我不相信的，反而是應當相信的。Z是真心朋友，我現在知道了，用一生的過程證實了，太晚了。
北平火車站上。幾個男女青年送一個女的。我站在那裏，不是送行的而是陪行的。送行的都對女的說話，不理我。直到車開，我和女的在靠窗一邊對麵坐下。我才有機會端詳這位戴著紅絨線帽的旅伴。
亞工，我在北平較晚認識的一位好友，忽然對我說，有一張到南京的免費車票，是雙人的，可是隻有一個人去。他問我能不能利用。那時我剛賣了一本天文學譯稿，得了兩百元，抵我幾個月的工資。本來我可以請假遊玩一趟再回來。沙歐會批準的。可是我竟沒想到，以為每年譯兩三本書便可生活，天南地北到處遨遊，便留一個條子向沙鷗辭職，不告而別。現在想來，實在對不起她。太魯莽，太少不更事。但對我來說，卻是有收獲而無損失。因為離蘆溝橋事變已不到兩年，我遲早是要南下的。
這個紅帽女郎，我見過幾次，也算認識。她是我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她見我麵對她老不說話，便掏出一本小書來看。我看出是羅素的小冊子。有了話題，開口談哲學。我連她是做什麼的，到南京有什麼事，全不知道，也不問。
哲學談不下去，改變話題。她說：“聽說你學外國話很快。我看你學中國話不行。你到北平幾年了?還帶南邊口音。”
我反駁：“你也帶一點廣東口音。”
“胡說!我是在這裏上小學的，師大附小，怎麼會有廣東口音?”也許她覺得過份了，笑著接下去：“你能聽出我有廣東音?反正比你地道。”
幾句話一說，我才發現她真好笑。從車站上一直到車廂裏，她總是愁眉苦臉心事重重的。這時笑逐顏開了。為了驗證我學中國話也行。她教我講廣東話。
她先說“係唔係”。我照學不誤。又教一個“乜”，我發音不準了。她一連教幾遍，越笑越利害，簡直笑得臉紅了。又教“細佬哥”。我不知是什麼意思，學了一遍就不學了。問她是什麼。她笑著指我說：“你就是細佬哥。”說完了又用廣東話說，笑得幾乎斷了氣，中斷一兩次。我不知道這有什麼可笑。知道了“細佬哥”就是孩子，娃娃，也不覺得可笑。倒是她這個人有點可笑，所以我也笑了笑。她接著教我一二三四數目字，教一個字，笑一氣。我隻好跟她學，陪她笑，讓她拿我當笑料。對廣東話我並無興趣，想不到後來會去香港還有點用。但對這個人興趣越來越大。我和一個差不多同年的女的坐得這樣近，談得這樣開心，還是第一次。我們又笑又鬧。我也沒想到旁邊人怎麼看，隻看她一個人。
她的臉越來越紅，不知道是不是笑出來的。忽然她一轉臉。天已黑了。車裏燈也亮了。車窗是關著的，玻璃上照出了她的紅臉。她一頭撲到車窗上，不笑了。我跟著撲過去，也對著車窗，問：“到哪裏了?”她沒有回答。我才發現，兩人的臉正好在車窗玻璃上並列。她兩頰發紅，神情嚴肅。我像個大孩子，什麼也不明白，兩眼瞪著。都不說話，也沒有避開，互相望著玻璃上的臉。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總不止幾秒鍾。我才聽到她似乎輕輕籲了一口氣，轉過臉來，說：“你知道，我到南京就改名字了。”愁眉不展的神色又出現了。
“我隻知道你的外國名字。”我說。
她眼睛睜得很大，臉不紅了，遲疑一下，問：“他們都沒跟你講我?”我說：“誰也沒說，我也不問。”這時她才講出她的名字，又說她到南京以後用的名字。這些都是假的。她沒講出她的本名。過兩年我才知道。又過些年，她正式結婚，恢複了原名。這裏麵的原故，我是後來才一步一步明白的，但也不十分清楚。我不想打聽，不想知道她的身世。
她是Y。本來在廣州上大學英文係，到北平來改學繪畫，去年考上南京戲劇學校，又改了名字。那外國名字隻有幾個熟朋友才叫。“不過你可以叫。在外人麵前還是叫我現在改的名字。”我以為她因為要演戲所以改名留姓，不知連姓也是假的。至於為什麼要這樣改名又改行，我也不以為可疑。但我隱隱覺得她雖然喜歡藝術，也會彈鋼琴，對繪畫和戲劇並沒有特別興趣。眉宇間時時出現憂色。不過這一路上兩人都很愉快，像毫無拘束的多年朋友。
南京到了。一下車就有人接她。是比我們稍大些的女的。她知道了同來的我，連正眼也不望一下。出站上了馬車。來接的人說，早就想坐一次馬車。一路上我成了多餘的人，兩人都不理我。霏霏小雨中到了戲劇學校。我見到一位北大英語係畢業的人。他在當職員。我和他談了幾句北大的朋友，在辦公室裏坐了一會。一進門，兩個女的就自顧自走了。再來時，Y給了我幾個包子，對我說，每天傍晚可以來找她，平時不能出校門。在辦公室裏我見到校長餘上沅，戲劇家應雲衛，留長發的男學生。那位職員朋友都沒有介紹。我和他不熟，但知道他的身份，覺得他有點不大願意我多引起人注意，便走了。他以後在戲劇界、電影界、政治界風波中演的角色，因為他一再改名字，幾年前我才從一篇說到他原名的為他辯白的文章中知道，可是他已去世而且沒有人提到了。
陰雨中我每天傍晚找她出來散步。兩人很少說話，完全不是旅途上有說有笑的樣子。我還請她和那位去接我們的人去吃一次咖啡。那位女士本來也應算是我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後來才知是夫人)，但好像對我隱含敵意。Y在她麵前對我也有點拘束。我每天找Y好像她並不知道。因此，我和兩個朋友約Y星期日去燕子磯就沒有通知她。沒有她，Y又有說有笑，是活潑的女孩子了。這中間的顧忌，我到杭州後才有點明白過來。那位在北平的朋友，我原以為是Y的丈夫或未婚夫，其實並未和她定名分。這位朋友通過她轉給我一封信，感謝我，說是Y每次離開北平都心情不好。這次有我陪伴，一路上很高興，到校後還為我每天同她雨中散步而緩解了憂愁，是我有功。信中一再附上“請告地址”。第二次把字寫得很大，還注上英文“擴大再版”。但我沒有照辦，複信仍由Y轉。我自以為明白了內情，不想讓他直接來信說Y什麼。是不是我又做錯了?
Y在南京燙了發，照了一張相片，簽名送我。她來信說，那張照片被照相館放大擱在櫥窗裏，經她抗議才收回。她以後又改裝了，有了個“劉海”。信中說：“你知道‘劉海’嗎?是這樣的。”畫出個大半個臉的自畫像給我看。
這對夫婦都是我的好友。五十年代末，男的先去世。又過十年，Y也去了。沒有子女。我把她也當作妹妹，其實她不會比我小，也許還大些。
信在東京和北平、南京、杭州之間來來往往。談心越來越多、越深。具體的事卻不多。我的詩都寄給她。她每次都說喜歡和感謝。我寫詩也越來越多。也對她說過Y。大概沒好意思說“芋頭”變成了“猴子”。她還“恭賀”我一再有了“妹妹”。說她還繼續學鋼琴。說見到日本詩人西條八十。說她在畢業前不打算回國，所以我可以放心寫信，不必害怕見她。不論她說什麼，我看到來信就心生歡喜。她後來告訴我，我在信裏寫了一些她常說的話，使她姐姐看到後覺得奇怪。她用紫色墨水。我用綠色墨水。她的紫色字跡多年還清楚。我的綠色字跡恐怕現在都已經淡得看不清了。她也不能再看了。也不用再看了。她會記得，忘不了的。她在最後信裏說我的信是“多麼好的文章啊”。真是說文章嗎?
抗戰開始了。我匆匆轉道南下，先回老家。居然她從香港來明信片到我老家。因為我曾回過家一次，她來過信，知道地址，所以來明信片希望有人轉給我。恰好我在離家前一天收到了。她還怕丟去我的蹤跡，怕我無法知道她到香港。我到武漢，她也有信到武漢，因為她知道武漢大學有我的好友。我到長沙，她的信又追到長沙。我行蹤不定，但到處給她去信。
“我有點怕。這個保險朋友有點不大保險了。”香港寄長沙的信中有了這句話。
我怎麼辦?
長沙稻穀倉二號。以後長沙當局在戰中自己放的火也沒有燒掉這一所房子。裏麵一間大屋裏住著四個人。一個是我。一個是從日本回來，又送Y南下的教授。在南京接Y的就是他的夫人。另外是一對夫婦。四人中隻有女的有職業，是國立戲劇學校的助教。這房子就在學校附近。她和Y和那位教授的夫人都是同學。她家在北平。姓名也是假的，是演員的名字。她演《茶花女》主角時就用這個名字，以後才從舞台上消失了。這個四人合組的“家”就靠她的微薄工資維持。我和她的丈夫一文不名。教授有點錢還想辦雜誌。他的家鄉也淪陷了。他最著急的是他的夫人據說去了延安，還寫信罵他隻想當教授，不知幹革命，不去抗戰。四人中我是真正的食客。可是女主人對我很好。她才二十歲出頭吧?外表看不出孩子氣，住在一起才知道她的天真爛漫。這對夫婦直到去世都是我的好友。我結婚前夕曾又住在他們家。她還拿我開玩笑，認為我結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笑得很特別，很開心。
隨著長沙臨時大學搬昆明改建西南聯合大學，戲劇學校也遷往重慶。我們送那對夫婦上了船。教授朋友去西安想找回他的夫人。“家”解散了。我無處可去。經一位朋友介紹去當地的報館白住吃閑飯。每天三餐午飯，加一餐夜宵供夜間工作的人。不論人數多少照例開一桌。我都跟著吃。也沒人問。報是大報，工作的人並不多。社論是社長自己寫。他作了一首七律給我看。我便依原韻“奉和”兩首。錄一首如下，又是“也”字起頭：
也願佯狂學縱酒，無知量淺酒杯深。
匹夫有罪唯懷璧，王法無情莫議今。
獻璞當年須刖足，論人此日要誅心。
傷時涕淚休輕灑，珍重青衫未濕襟。
有一回，社長想了一個社論題目，說了意思，我自報奮勇執筆。湖南人看重古文，我就寫文言，加些四六對句。以後他便常常出題給我作文。有文言也有白話，加上新名詞，新句法。這算是我付房飯錢。不料到離開時社長還給我稿費。一篇社論約一千字，一塊錢。這成了我從長沙到香港的路費。
我到香港是“逃難”去的，是去找飯吃的。所指望的是一位好友，就是介紹我陪Y南下的亞工。一則是實在無路可走，二則是實在想再見那位保險朋友。這時的友情已經大非昔比了，不過還是朋友。“友誼至上”。“情人易得，友人難求”。這是我們兩人共同承認的。
到廣州在街上閑遊一天。聽廣東話想起Y。她已經回老家了，沒有和她的朋友在一起。一個人不知有多寂寞。搭上晚車，昏暗中經過荒涼的深圳，到九龍時已是萬家燈火。由尖沙咀輪渡過海到香港。在一家小旅館中放下行李，先去見Z。準備第二天一早找亞工。他們都是我臨離長沙前匆忙寫信通知的。
太白樓，學士台，簡直不像香港的地名。在山半腰，原來離亞工借住的香港大學宿舍不遠。Z姊妹搬家以後，住進同一所房子的是從上海來的戴望舒夫婦。Z原先住的是下層。戴住上層。
一敲門，一位戴眼鏡的女郎開門。不等我開口。她就說：“是金先生吧?請進來。你等一下。她在上麵。我去叫她。”匆匆出門上樓。
一間屋子，兩張床，桌子，椅子，很簡單，不像小姐的繡房。我坐下等了好半天，無影無蹤。不知為什麼，隻好一個人枯坐。
忽然姐姐開門進來，說：“她在屋頂上等你。你順著樓梯上去。”她幾乎是把我趕了出來。我遲凝著上樓時，一個很年輕的青年下來，和我擦肩而過，好像是瞪眼看了我一下。
到最上一層，鑽出屋頂，黑暗中看到有個人影遠遠站在一角。襯衫，長褲，是她嗎?是她。打扮全變了。不是在北大上課的樣子了。
“怎麼來得這麼快?也不先打個招呼。早上收到信，晚上就到了。”
開口就埋怨，真成熟朋友了。
“我來得太快了?”
“你來得太遲了。太遲了。”
我不懂這話是什麼意思。黑暗中，漸漸看清楚了。臉還是那樣子。眼睛、鼻子、嘴都沒變。同我還是一樣高，一樣瘦。對望著，沒有說話，隻拉住了手。
天上星光燦爛，沒有月亮。山頂上有點點的燈光。山下和隔海的九龍，燈光密一些。一排排路燈盤曲著顯出山道。那是一九三八年初，舊香港。
屋頂上有一道水泥的橫梁。她拉著我的手過去，並肩緊靠著坐下。
“你今天來得正巧。我們明天搬家。在九龍租了房子，是新蓋的。明天不要找我，後天到新房子去。”
談話不知不覺到了深夜。天上星橫鬥轉。仗著天文常識，我知道再不走就要天亮了。緊拉著手一同下樓。又像在北大紅樓那次離別一樣，可是情分不一樣了。
這是一次特殊的談話。她把信裏不能講的，也許是對別人都不能講出來的，一件又一件向我傾吐。我也照樣回報。從自己到別人，從過去到未來，從歡樂到悲哀，都談到了。這是真實無虛的對話。我們的關係從此定下來了。沒有盟。沒有誓。隻有心心相印。她有的是追她談愛情談婚姻的人，獨獨缺少真心朋友。那麼，“你沒有朋友麼?我就是。我來補這個缺。”她的話，我一生沒有忘記。我的話，我一生沒有改變。可惜的是，我太沒用了。一絲一毫沒有能幫助她解除煩惱。除了寫信，還是寫信。就是信，也常常引起她煩惱，甚至生氣，可能還傷心。現在，不止現在，到我臨離開這世界的時刻，我還會對她心有歉意。恐怕我還是沒有真正完全懂得她的心思。我這一生總是錯中錯。人家需要溫情時我送去冷臉。人家需要冷麵時我噴出熱情。不是“失人”，就是“失言”，總是“錯位”。北平同學半年，九龍見麵一年，斷絕又接上，接上又斷絕的通信五十七年。見麵，有說不完的話。不見麵，見心，心裏有永不磨滅的人，人的情。
她最後來信前曾表示，想和我打隔小半個地球的電話。我竟沒有表示欣然同意。難道是我不願和她談話?不願聽她的聲音?不是。我太老了，沒有五十年前那樣的精神力量了，支持不住了。
夜談回來，我提筆寫下幾首絕句。後來她也看了。這表達了我們兩個人兩顆心當時及以後直到現在和未來的情吧?這裏抄下四首。
浮生若夢強為歡，怕聽空山泣杜鵑。
天上蛾眉真解事，古今不見永團圓。
人間樂事苦無多，色色空空證佛陀。
鄰座何勞示玉，臣心如水不揚波。
願借星辰證我心，春宵似水若寒侵。
海天有盡情無盡，多露何堪更夜行。
忽漫相逢已太遲，人生有恨兩相知。
同心結逐東流水，不作人間連理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