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姑夫名裘劍岑，是無錫小有名氣的“才子”，翻譯過麥考萊(T．B．Macaulay)的《約翰生傳》(Life of johnson)中英對照，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英文雜誌》(English Student)第一卷第一期起連載，後由商務出單行本。。這個譯本鍾書曾讀過，說文筆很好。據我父親講，二姑母無聲無息地和丈夫分離了。錯在二姑母。可是我又聽姐姐說，二姑母傳染了丈夫的病，所以夫婦不和。反正二姑母對丈夫毫無感情，也沒有孩子，分離後也從無煩惱。她的相貌也不美。三姑母相貌和二姑母完全不像。我堂姐楊保康曾和三姑母同在美國留學。合照過許多相片，我大姐也曾有幾張三姑母的小照，可惜這些照片現在一張都沒有了。三姑母皮膚黑黝黝的，雙眼皮，眼睛炯炯有神，笑時兩嘴角各有個細酒渦，牙也整齊。她臉型不錯，比中等身材略高些，雖然不是天足，穿上合適的鞋，也不像小腳娘。我曾注意到她是穿過耳朵的，不過耳垂上的針眼早已結死，我從未見她戴過耳環。她不令人感到美，可是也不能算醜。我聽父母閑話中講起，祖母一次當著三姑母的麵，拿著她的一張照片說：“瞧她，鼻子向著天。”(她鼻子有上仰的傾向，卻不是“鼻灶向天”。)三姑母氣呼呼地說：“就是你生出來的!就是你生出來的!!就是你生出來的!!!”當時家裏人傳為笑談。我覺得三姑母實在有理由和祖母生氣。即使她是個醜女兒，也不該把她嫁給一個低能的“大少爺”。當然，定親的時候隻求門當戶對，並不知對方的底細。據我父親的形容，那位少爺老嘻著嘴，露出一顆顆紫紅的牙肉，嘴角流著哈拉子。三姑母比我父親小六歲，甲申(一八八四)年生，小名申官。她是我父親留學日本的時期由祖母之命定親結婚的。我母親在娘家聽說過那位蔣家的少爺，曾向我祖母反對這門親事，可是白挨了幾句訓斥，祖母看重蔣家的門戶相當。
我不知道三姑母在蔣家的日子是怎麼過的。聽說她把那位傻爺的臉皮都抓破了，想必是為自衛。據我大姐轉述我母親的話，她回娘家就不肯到夫家去。那位婆婆有名的厲害，先是抬轎子來接，然後派老媽子一同來接，三姑母隻好硬給接走。可是有一次她死也不肯再回去，結果婆婆親自上門來接。三姑母對婆婆有幾分怕懼，就躲在我母親的大床帳子後麵。那位婆婆不客氣，竟闖入我母親的臥房，把三姑母揪出來。逼到這個地步，三姑母不再示弱，索性拍破了臉，聲明她怎麼也不再回蔣家。她從此就和夫家斷絕了。那位傻爺是獨子，有人罵三姑母為“滅門婦”；大概因為她給婆婆揪出來的時候，我父親還在日本。一九零二年我父親回國，在家鄉同朋友一起創立理化會，我的二姑母三姑母都參加學習。據說那是最早有男女同學的補習學校；尤其兩個姑母都不坐轎子，步行上學，開風氣之先。三姑母想必已經離開蔣家了。那時候，她不過十八歲。
三姑母由我父親資助，在蘇州景海女中上學。我親戚家有一位小姐和她同學。那姑娘有點“著三不著兩”，無錫土話稱為“開蓋”(略似上海人所謂“十三點”，北方人所謂“二百五”)。她和蔣家是隔巷的街坊，可是不知道我三姑母和蔣家的關係，隻管對她議論蔣家的新娘子：“有什麼好看呀！狠巴巴的，小腳鞋子拿來剁兩段。”末一句話全無事實根據。那時候的三姑母還很有幽默，隻笑著聽她講，也不點破，也不申辯。過了些時候，那姑娘回家弄清底裏，就對三姑母罵自己：“開蓋貨!原來就是你們!”我記得三姑母講的時候，細酒渦兒一隱一顯，樂得不得了。
她在景海讀了兩年左右，就轉學到上海務本女中，大概是務本畢業的。我母親那時曾在務本隨班聽課。我偶爾聽到她們談起那時候的同學，有一位是章太炎夫人湯國梨。三姑母一九零七年左右考得官費到日本留學，在日本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現“茶水女子大學”的前身)畢業，並獲得獎章。我曾見過那枚獎章，是一隻別針，不知是金的還是銅的。那是一九一三年日本友人中島碧教授據該校保存的資料查明是一九一三年。。她當年就回國了，因為據蘇州女師的校史，我三姑母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四年曾任該校教務主任、然後就在北京工作。
我聽父親說，三姑母的日文是科班出身。日本是個多禮的國家，婦女在家庭生活和社交裏的禮節更為繁重；三姑母都很內行。我記得一九二九年左右，蘇州市為了青陽地日本租界的事請三姑母和日本人交涉，好像雙方對她都很滿意。那年春天三姑母和我們姐妹同到青陽地去看櫻花，路過一個日本小學校，校內正開運動會。我們在短籬外略一逗留，觀看小學生賽跑，不料貴賓台上有人認識三姑母，立即派人把我們一夥人請上貴賓台。我看見三姑母和那些日本人彼此頻頻躬身行禮的樣兒，覺得自己成了挺胸凸肚的野蠻人。
三姑母一九一四年到北京，大約就是在女高師工作。我五周歲(一九一六年)在女高師附小上一年級，開始能記憶三姑母。她那時是女高師的“學監”，我還是她所喜歡的孩子呢。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小學生正在飯堂吃飯，她帶了幾位來賓進飯堂參觀。頓時全飯堂肅然，大家都專心吃飯。我背門而坐，飯碗前麵掉了好些米粒兒。三姑母走過，附耳說了我一句，我趕緊把米粒兒揀在嘴裏吃。後來我在家聽見三姑母和我父親形容我們那一群小女孩兒，背後看去都和我相像，一個白脖子，兩撅小短辨兒；她們看見我揀吃了米粒兒，一個個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兒揀來吃了。她講的時候笑出了細酒渦兒，好像對我們那一群小學生都很喜歡似的。那時候的三姑母還一點不怪僻。
女高師的學生有時帶我到大學部去玩。我看見三姑母忙著寫字，也沒功夫理會我。她們帶我打秋千，蹬得老高，我有點害怕，可是不敢說。有一次她們開懇親會，演戲三天，一天試演，一天請男賓，一天請女賓，借我去做戲裏的花神，把我的牛角小辮兒盤在頭頂上，插了滿頭的花，衣上也貼滿金花。又一次開運動會，一個大學生跳繩，叫我鑽到她身邊像衛星似的繞著她周圍轉著跳。老師還教我說一套話。運動場很大，我站在場上自覺渺小，細聲兒把那套話背了一遍，心上隻愁跳繩絆了腳。那天總算跳得不錯。事後老師問我：“你說了什麼話呀?誰都沒聽見。”
我現在回想，演戲借我做“花神”，運動會叫我和大學生一同表演等等，準是看三姑母的麵子。那時候她在校內有威信，學生也喜歡她。我絕不信小學生裏隻我一個配做“花神”，隻我一個靈活，會鑽在大學生身邊圍繞著她跳繩。
一九一八年，三姑母由教育部資送赴美留學。她特叫大姐姐帶我上車站送行。大姐姐告訴我，三伯伯最喜歡我。可是我和她從來不親。我記得張勳複辟時，我家沒逃離北京，隻在我父親的一個英國朋友波爾登(Bolton)先生家避居幾天。我母親給我換上新衣，讓三姑母帶我先到波爾登家去，因為父親還沒下班呢。三姑母和波爾登對坐在他書房裏沒完沒了地說外國話，我垂著短腿坐在旁邊椅上，看看天色漸黑，不勝焦急。後來波爾登笑著用北京話對我說：“你今天不回家了，住在這裏了。”我看看外國人的大菱角胡子，看看三姑母的笑臉，不知他們要怎麼擺布我，愁得不可開交，幸虧父母親不久帶著全家都到了。我總覺得三姑母不是我家的人，她是學校裏的人。
那天我跟著大姐到火車站，看見三姑母有好些學生送行。其中有我的老師。一位老師和幾個我不認識的大學生哭得抽抽噎噎，使我很驚奇。三姑母站在火車盡頭一個小陽台似的地方，也隻顧拭淚。火車叫了兩聲(汽笛聲)，慢慢開走。三姑母頻頻揮手，頻頻拭淚。月台上除了大哭的幾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淚。我雖然早已乘過多次火車，可是我還小，都不記得。那次是我記憶裏第一次看到火車，聽到“火車叫”。我永遠把“火車叫”和哭泣連在一起，覺得那是離別的叫聲，聽了心上很難受。
我現在回頭看，那天也許是我三姑母生平最得意、最可驕傲的一天。她是出國求學深造，學成歸來，可以大有作為。而且她還有許多喜歡她的人為她依依惜別。據我母親說，很多學生都送禮留念；那些禮物是三姑母多年來珍藏的紀念品。
三姑母一九二三年回蘇州看我父親的時候，自恨未能讀得博士，隻得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碩士學位。我父親笑說：“別‘博士’了，頭發都白了，越讀越不合時宜了。”我在旁看見她頭上果然有幾莖白發。
一九二四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校長，從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條“落水狗”。
我記得她是一九二五年冬天到蘇州長住我家的。我們的新屋剛落成，她住在最新的房子裏。後園原有三間“旱船”，形似船，大小也相同。新建的“旱船”不在原址，麵積也擴大了，是個方廳(蘇州人稱“花廳”)，三麵寬廓，靠裏一麵可充臥房，後麵還帶個廂房。那前後兩間是父親給三姑母住的。除了她自買的小綠鐵床，家具都現成。三姑母喜歡綠色，可是她全不會布置。我記得陰曆除夕前三四天，她買了很長一幅白“十字布”，要我用綠線為她繡上些竹子做帳圍。“十字布”上繡花得有“十字”花的圖樣。我堂兄是繪畫老師。他為三姑母畫了一幅竹子，上麵還有彎月亮，幾隻歸鳥。我不及把那幅編成圖案，隻能把畫紙釘在布下，照著畫隨手繡。“十字布”很厚，我得對著光照照，然後繡幾針，很費事。她一定要在春節前繡好，怕我趕不及，扯著那幅長布幫我亂繡，歪歪斜斜，針腳都不刺在格子眼兒裏，許多“十”字隻是“一”字。我連日成天在她屋裏做活兒，大除夕的晚飯前恰好趕完。三姑母很高興，獎了我一支自來水筆。可惜那支筆寫來筆劃太粗，背過來寫也不行。我倒並不圖報，隻是看了她那歪歪扭扭的手工不舒服。她床頭掛一把綠色的雙劍——一個鞘裏有兩把劍。我和弟弟妹妹要求她舞劍，她就舞給我們看。那不過是兩手各拿一把劍，擺幾個姿勢，並不像小說裏寫的一片劍光，不見人影。我看了很失望。那時候，她還算是喜歡我的，我也還沒嫌她，隻是並不喜歡她，反正和她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