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二姑母也不親，但比較接近。二姑母上海啟明女校畢業，曾在徐世昌家當過家庭教師，又曾在北京和吉林教書。我家房子還沒有全部完工的時候，我曾有一二年和她同睡一屋。她如果高興，或者我如果問得乖巧，她會告訴我好些有趣的經驗。不過她性情孤僻，隻顧自己，從不理會旁人。三姑母和她不一樣。我記得小時候在北京，三姑母每到我們家總帶著一幫朋友，或二三人，或三四人，大夥兒熱鬧說笑。她不是孤僻的。可是一九二五年冬天她到我們家的時候，她隻和我父親有說不完的話。我旁聽不感興趣，也不大懂，隻覺得很煩。她對我母親或二姑母卻沒幾句話。大概因為我母親是家庭婦女，不懂她的事，而二姑母和她從來說不到一塊兒。她好像願意和我們孩子親近，卻找不到途徑。
有一次我母親要招待一位年已半老的新娘。三姑母建議我們孩子開個歡迎會，我做主席致辭，然後送上茶點，同時演個節目助興。我在學校厭透了這一套，可是不敢違拗，勉強從命。新娘是蘇州舊式小姐，覺得莫名其妙隻好勉強敷衍我們。我父親常取笑三姑母是“大教育家”，我們卻不愛受教育，對她敬而遠之。
家庭裏的細是細非確是“清官難斷”，因為往往隻是個立場問題。三姑母愛惜新房子和新漆的地板，叫我的弟弟妹妹脫了鞋進屋。她自己是“解放腳”，脫了鞋不好走路，況且她的鞋是幹淨的。孩子在後園玩，鞋底不免沾些泥土。而孩子穿鞋脫鞋很方便。可是兩個弟弟不服，去問父親：“爸爸，到旱船去要脫鞋嗎?”我父親不知底裏，隻說“不用。”弟弟便嘀咕：“爸爸沒叫我們脫鞋。她自己不脫，倒叫我們脫！”他們穿著鞋進去，覺得三姑母不歡迎，便幹脆不到她那邊去了。
三姑母準覺得孩子不如小牲口容易親近。我父親愛貓，家裏有好幾隻貓。貓也各有各的性格。我們最不喜歡一隻金銀眼的純白貓，因為它見物不見人，最無情；好好兒給它吃東西，它必定作勢用爪子一搶而去。我們稱它為“強盜貓”。我最小的妹妹楊必是全家的寶貝。她最愛貓，一兩歲的時候，如果自個兒一人乖乖地坐著，動都不動，一臉稱心滿意的樣兒，準是身邊偎著一隻貓。一次她去撫弄“強盜貓”，挨了貓咪一巴掌，鼻子都抓破，氣得傷心大哭。從此“強盜貓”成了我們的公敵。三姑母偏偏同情這隻金銀眼兒，常像抱女兒似的抱著它，代它申訴委屈似的說：“咱們頂標致的!”她出門回來，便抱著“強盜貓”說：“小可憐兒，給他們欺負得怎樣了?”三姑母就和“強盜貓”同在一個陣營，成了我們的敵人。
三姑母非常敏感，感覺到我們這群孩子對她不友好。也許她以為我是頭兒，其實我住宿在校，並未帶頭，隻是站在弟弟妹妹一邊。那時大姐在上海教書，三姐病休在家。三姑母不再喜歡我，她喜歡三姐姐了。
一九二七年冬，三姐訂婚，三姑母是媒人。她一片高興，要打扮“新娘”。可是三姑母和二姑母一樣，從來不會打扮。我母親是好皮膚，不用脂胭，也不許女兒搽脂抹粉。我們姐妹沒有化妝品，隻用甘油搽手搽臉。我和三姐剛剛先後剪掉辮子，姐妹倆互相理發，各剪個童化頭，出門換上“出客衣服”，便是打扮了。但訂婚也算是個典禮，並在花園飯店備有酒席。訂婚禮前夕，三姑母和二姑母都很興頭，要另式另樣地打扮三姐。三姑母一手拿一支簪子，一手拿個梳子，把三姐的頭發挑過來又梳過去，挑出種種幾何形(三姑母是愛好數理的)：正方形、長方形、扁方形、正圓形、橢圓形，還真來個三角形，末了又饒上一個桃兒形，好像要梳小辮兒似的。挑了半天也不知怎麼辦。二姑母拿著一把剪子把三姐的頭發修了又修，越修越短。三姐乖乖地隨她們擺布，毫不抗議。我母親也不來幹涉，隻我站在旁邊幹著急。姐姐的頭發實在給剪得太短了；梳一梳，一根根直往上翹。還虧二姑母花樣多。當時流行用黑色閃光小珠子釘在衣裙的邊上，或穿織成手提袋。二姑母教我們用細銅絲把小黑珠子穿成一個花箍，箍在發上。幸虧是三姐，怎麼樣兒打扮都行。她戴上珠箍，還頂漂亮。
三姐結婚。婚禮在我家舉行，新房也暫設我家，因為姐夫在上海還沒找妥房子。鋪新床按老規矩得請“十全”的“吉利人”，像我兩位姑母那樣的“畸零人”得回避些。我家沒有這種忌諱。她們倆大概由於自己的身世，對那新房看不順眼，進去就大說倒黴話。二姑母說窗簾上的花紋像一滴滴眼淚。三姑母說新床那麼講究，將來出賣值錢。事後我母親笑笑說：“她們算是慪我生氣的。”
我母親向來不尖銳，她對人事的反應總是慢悠悠的。如有誰當麵損她，她好像不知不覺，事後才笑說：“她算是罵我的。”她不會及時反擊，事後也不計較。
我母親最憐憫三姑母早年嫁傻子的遭遇，也最佩服她“個人奮鬥”的能力。我有時聽到父母親議論兩個姑母。父親說：“官(二姑母的小名)‘莫知莫覺’(指對人漠無感情)，申官‘細膩惡心’(指多心眼兒)。”母親隻說二姑母“獨幅心思”，卻為三姑母辯護，說她其實是賢妻良母，隻為一輩子不得意，變成了那樣兒。我猜想三姑母從蔣家回娘家的時候，大約和我母親比較親密。她們在務本女中也算是同過學。我覺得母親特別縱容三姑母。三姑母要做襯衣——她襯衣全破了，我母親怕裁縫做得慢，為她買了料子，親自裁好，在縫衣機上很快地趕做出來。三姑母好像那是應該的，還嫌好道壞。她想吃什麼菜，隻要開一聲口，母親特地為她下廚。菜端上桌。母親說，這是三伯伯要吃的，我們孩子從不下筷。我母親往往是末後一個坐下吃飯，也末後一個吃完；她吃得少而慢。有幾次三姑母飯後故意回到飯間去看看，母親忽然聰明說：“她來看我吃什麼好菜呢。”說著不禁笑了，因為她吃的不過是剩菜。可是她也並不介意。
我們孩子總覺得兩個姑母太自私也太自大了。家務事她們從不過問。三姑母更有一套道理。她說，如果自己動手抹兩回桌子，她們(指女傭)就成了規矩，從此不給抹了。我家傭人總因為“姑太太難伺候”而辭去，所以我家經常換人。這又給我母親添造麻煩。我們孩子就嘀嘀咕咕，母親聽見了就要訓斥我們：“老小(小孩子)勿要刻薄。”有一次，我嘀咕說，三姑母欺負我母親。母親一本正經對我說：“你倒想想，她，怎麼能欺負我?”當然這話很對。我母親是一家之主(父親全聽她的)，三姑母隻是寄居我家。可是我和弟弟妹妹心上總不服氣。
有一次，我們買了一大包燙手的糖炒熱栗子。我母親吃什麼都不熱心，好的要留給別人吃，不好的她也不貪吃，可是對這東西卻還愛吃。我們剝到軟而潤的，就偷偷兒揣在衣袋裏。大家不約而同的“打偏手”，一會兒把大包栗子吃完。二姑母並沒在意，三姑母卻精細，她說：“這麼大一包呢，怎麼一會兒吃光了?”我們都呆著臉。等兩個姑母回房，我們各掏出一把最好的栗子獻給母親吃。母親責備了我們幾句，不過責備得很溫和。她隻略吃幾顆．我們樂嗬嗬地把剩下的都吃了，絕沒有為三姑母著想。她準許覺得吃幾顆栗子，我們都聯著幫擠她。我母親訓我們的話實在沒錯，我們確是刻薄了，隻覺得我們好好一個家，就多了這兩個姑母。而在她們看來，哥哥的家就是她們自己的家，隻覺得這群侄兒女太驕縱，遠不像她們自己的童年時候了。
二姑母自己會消遣。很自得其樂。她獨住一個小院，很清靜。她或學字學畫，或讀詩看小說，或做活兒，或在後園拔草種花。她有方法把雞冠花夾道種成齊齊兩排，一棵棵都稈兒矮壯，花兒肥厚，顏色各各不同，有洋紅、橘黃、蘋果綠等等。她是我父親所謂“最沒有煩惱的人。”
三姑母正相反。她沒有這種閑情逸致，也不會自己娛樂。有時她愛看個電影，不願一人出去，就帶著我們一群孩子，可是隻給我們買半票。轉眼我十七八歲，都在蘇州東吳大學上學了，她還給買半票。大弟長得高，七妹小我五歲，卻和我看似雙生。這又是三姑母買半票的一個理由，她說我們隻是一群孩子。我們寧可自己買票，但是不敢說。電影演到半中間，查票員命令我們補票，三姑母就和他爭。我們都窘得很，不願跟她出去，尤其是我。她又喜歡聽說書。我家沒人愛“聽書”，父親甚至笑她“低級趣味”。蘇州有些人家請一個說書的天天到家裏來說書，並招待親友聽書。有時一兩家合請一個說書的，輪流做東。三姑母常到相識的人家去聽書。有些聯合作東的人家並不歡迎她，她也不覺得，或是不理會。她喜歡趕熱鬧。
她好像有很多活動，可是我記不清她做什麼工作。一九二七年左右她在蘇州女師任教。一九二九年，蘇州東吳大學聘請她教日語，她欣然應聘，還在女生宿舍要了一間房，每周在學校住幾天。那時候她養著幾隻貓和一隻小狗；狗和貓合不到一處，就把小狗放在宿舍裏。這可激怒了全宿舍的女學生，因為她自己回家了，卻把小狗鎖在屋裏。狗汪汪地叫個不停。鬧得四鄰學生課後不能在宿舍裏溫習功課，晚上也不得安靜。寒假前大考的時候，有一晚大雪之後，她叫我帶她的小狗出去，給它“把屎”。幸虧我不是個“抱佛腳”的，可是我實在不知道怎樣“把屎”，隻牽著狗在雪地裏轉了兩圈，回去老實說小狗沒拉屎。三姑母很不滿意，忍住了沒說我。管女生的舍監是個美國老姑娘，她在學期終了，請我轉告三姑母、宿舍裏不便養狗。也許我應該叫她自己和我姑母打交道，可是我覺得這話說不出口。我不記得自己是怎樣傳話的，反正三姑母很惱火，把怨毒都結在我身上，而把所傳的話置之不理。春季開學不久，她那隻狗就給人毒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