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餘生太短促了。中國文化書院為他籌辦了慶祝九十五壽辰的“馮友蘭哲學思想國際研討會”，他沒有來得及參加，但他知道了大家的關心。
九零年初，父親因眼前有幻象，又住醫院。他常常喜歡自己背誦詩詞，每住醫院，總要反複吟哦《古詩十九首》。有記不清的字，便要我們查對。“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他在詩詞的意境中似乎覺得十分安寧。一次醫生來檢查後，他忽然對我說：“莊子說過，生為附贅懸疣，死為決疣潰癰。孔子說過，朝聞道，夕死可矣。張橫渠又說，生吾順事，沒吾寧也。我現在是事情沒有做完，所以還要治病。等書寫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我隻能說：“那不行，哪有生病不治的呢！”父親微笑不語。我走出病房，便落下淚來。坐在車上，更是淚如泉湧。一種沒有人能分擔的孤單沉重地壓迫著我。我知道，分別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希望他快點寫完《新編》，可又怕他寫完。在住醫院的間隙中，他終於完成了這部書。親友們都提醒他還有本《餘生劄記》呢。其實老人那時不隻有文藝雜感，又還有新的思想，他的生命是和思想和哲學連在一起的。隻是來不及了。他沒有力氣再支撐了。
人們常問父親有什麼遺言。他在最後幾天有時念及遠在異國的兒子鍾遼和唯一的孫兒馮岱。他用力氣說出的最後的關於哲學的話是：“中國哲學將來要大放光彩!”他是這樣愛中國、這樣愛哲學。當時有李澤厚和陳來在側，我覺得這句話應該用大字寫出來。
然後，終於到了十一月二十六日那淒冷的夜晚，父親那永遠在思索的頭腦進入了永恒的休息。
作為父親的女兒，而且是數十年都在他身邊的女兒，在他晚年又身兼幾大職務，秘書、管家兼門房，醫生、護士帶跑堂，照說對他應該有深入的了解，但是我無哲學頭腦，隻能從生活中窺其精神於萬一。根據父親的說法，哲學是對人類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總是在思索，在考慮問題。因為過於專注，難免有些呆氣。他晚年耳目失其聰明，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雞”。其實這些呆氣早已有之。抗戰初期，幾位清華教授從長沙往昆明，途徑鎮南關，父親手臂觸城牆而骨折。金嶽霖先生一次對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說：“當時司機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過城門了。別人都很快照辦，隻有你父親聽了這話，便考慮為什麼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區別是什麼，其普遍意義和特殊意義是什麼。還沒考慮完，已經骨折了。”這是形容父親愛思索。他那時正是因為在思索，根本就沒有聽見司機的話。
他的生命就是不斷地思索，不論遇到什麼挫折，遭受多少批判，他仍頑強地思考，不放棄思考。不能創造體係，就自我批判，自我批判也是一種思考。而且在思考中總會冒出新的想法來。他自我改造的願望是真誠的，沒有經曆過二十世紀中葉的變遷和六七十年代的各種政治運動的人，是很難理解這種自我改造的願望的。首先，一聲“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促使了多少有智慧的人邁上走向煉獄的曆程。其次，知識分子前冠以資產階級，位置固定了，任務便是改造，又怎知自是之為是，自非之為非?第三，各種知識分子的處境也不盡相同，有居廟堂而一切看得較為明白，有處林下而隻能憑報紙和傳達，也隻能信報紙和傳達。其感受是不相同的。
幸虧有了新時期，人們知道還是自己的頭腦最可信。父親明確采取了不依傍他人，“修辭立其誠”的態度。我以為，這個誠字並不能與“偽”相對。需要提出“誠”，需要提倡說真話，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大悲哀。
我想曆史會對每一個人作出公允的不帶任何偏見的評價。曆史不會忘記有些微貢獻的每一個人，而評價每一個人時，也不要忘記曆史。
父親一生對物質生活的要求很低，他的頭腦都讓哲學占據了，沒有空隙再來考慮諸般瑣事。而且他總是為別人著想，盡量減少麻煩。一個人到九十五歲，沒有一點怪癖，實在是奇跡。父親曾說，他一生得力於三個女子：一位是他的母親、我的祖母吳清芝太夫人，一位是我的母親任載坤先生，還有一個便是我。一九八二年，我隨父親訪美，在機場上父親作了一首打油詩：“早歲讀書賴慈母，中年事業有賢妻。晚來又得女兒孝，扶我雲天萬裏飛。”確實得有人料理俗務，才能有純粹的精神世界。近幾年，每逢我的生日，父親總要為我撰壽聯。九零年夏，他寫最後一聯，聯雲：“魯殿靈光，賴家有守護神，豈獨文采傳三世；文壇秀氣，知手持生花筆，莫讓新篇代雙城。”父親對女兒總是看得過高。“雙城”指的是我的長篇小說，第一卷《南渡記》出版後，因為沒有時間，沒有精力，便停頓了。我必須以《新編》為先，這是應該的，也是值得的。當然，我持家的能力很差，料理飲食尤其不能和母親相比，有的朋友都驚訝我家飯食的粗糙。而父親從沒有挑剔，從沒有不悅，總是興致勃勃地進餐，無論做了什麼，好吃不好吃，似乎都滋味無窮。這一方麵因為他得天獨厚，一直胃口好，常自嘲“還有當飯桶的資格”；另一方麵，我完全能夠體會，他是以為能做出飯來已經很不容易，再挑剔好壞，豈不讓管飯的人為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