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自奉儉，但不乏生活情趣。他並不永遠是道貌岸然，也有豪情奔放、瀟灑閑逸的時候，不過機會較少罷了。一九二六年父親三十一歲時，曾和楊振聲、鄧以蟄兩先生，還有一位翻譯李白詩的日本學者一起豪飲，四個人一晚喝去十二斤花雕。六十年代初，我因病常住家中，每於傍晚隨父母到頤和園包坐大船，一元錢一小時，正好覽盡落日的綺輝。一位當時的大學生若幹年後告訴我說，那時他常常看見我們的船在彩霞中飄動，覺得真如神仙中人。我覺得父親是有些仙氣的，這仙氣在於他一切看得很開。在他的心目中，人是與天地等同的。“人與天地參”，我不隻一次聽他講解這句話。《三字經》說得淺顯，“三才者，天地人”。既與天地同，還屑於去鑽營什麼！那些年，一些稍有辦法的人都能把子女調回北京，而他，卻隻能讓他最鍾愛的幼子鍾越長期留在醫療落後的黃土高原。一九八二年，鍾越終於為祖國航空事業流盡了汗和血，獻出了他的青春和生命。
父親的呆氣裏有儒家的偉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到“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地步；父親的仙氣裏又有道家的豁達灑脫。秉此二氣，他穿越了在苦難中奮鬥的中國的二十世紀。他的一生便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一個篇章。
據河南家鄉的親友說，一九四五年初祖母去世，父親與叔父一同回老家奔喪，縣長來拜望，告辭時父親不送，而對一些身為老百姓的舊親友，則一直送到大門，鄉裏傳為美談。從這裏我想起和讀者的關係。父親很重視讀者的來信，許多年常常回信。星期日上午的活動常常是寫信。和山西一位農民讀者本恒茂老人就保持了長期的通信，每索書必應之。後來我曾代他回覆一些讀者來信，尤其是對年輕人，我認為最該關心，也許幾句話便能幫助發掘了不起的才能。但後來我們實在沒有能力做了，隻好聽之任之。把人家的千言信萬言書束之高閣，起初還感覺不安，時間一久，則連不安也沒有了。
時間會撫慰一切，但是去年初冬深夜的景象總是曆曆如在目前。我想它是會伴隨我進入墳墓的了。當晚，我們為父親穿換衣服時，他的身體還那樣柔軟，就像平時那樣配合。他好像隨時會睜開眼睛說一聲“中國哲學將來會大放光彩”。我等了片刻，似乎聽到一聲歎息。
不得不離開病房了。我們圍跪在床前，忍不住痛哭失聲!仲扶著我，可我覺得這樣沉重的孤單!在這茫茫世界中，再無人需我侍奉，再無人叫我的乳名了。這麼多年，每天清晨最先聽到的，是從父親臥房傳來的咳嗽，每晚睡前必到他床前說幾句話。我怎樣能從多年的習慣中走得出來。
然而日子居然過去快一年了。隻好對自己說，至少有一件事稍可安慰。父親去時不知道我已抱病。他沒有特別的牽掛，去得安心。
文章將盡，玉簪花也謝盡了。鄰院中還有通紅的串紅和美人蕉，記得我曾說串紅像是鞭炮，似乎馬上會劈劈啪啪響起來。而生活裏又有多少事值得它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