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中行梁漱溟梁漱溟
寫下這樣一個題目，先要說幾句請讀者不要誤會的話。梁先生也屬於歪打正著，因受壓而名氣反而增長的人，近幾年西風漸猛，介紹梁先生事跡也成為熱門，又他的著作，書店或圖書館的架子上具在，所以，照史書列傳那樣介紹已經意義不大；我還要寫，主要是想說說我對梁先生的狂妄想法，其間提到梁先生的星星點點，殆等於掛腳一將。自知狂妄而還有膽量說，是考慮到，梁先生和我都是出入紅樓的北大舊人（他講六年，我學四年)，受北大學風的“汙染”，慣於自己亂說亂道，也容忍別人亂說亂道，所以估計，如果梁先生仍健在，看到，一定是“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可惜我錯了，不該晚動筆；或者是他錯了，不該急著去見上帝。
就由名氣增長說起。受壓，不隻他一個人，自然就說不上希奇。希奇的是他不像有些有大名之士，識時務者為俊傑，每次新的運動或新的學習到來，就大作其檢討八股，說過去胡塗，現在受到教育，恍然大悟或又明白一些雲雲。這裏插說一點意思，檢討中說又明白一些的其實是已經徹悟，因為能夠鑒往知來，給下次的檢討留有餘地；說恍然大悟表示除了根，下次檢討就難於著筆了。言歸正傳，梁先生就不同，是不隻不檢討，反而敢於在大力壓之下聲言要講理，縱使不了了之之後也曾閉門思過。這顯然失之過於迂闊。但迂闊，其外含有硬，其內含有正，所以可敬；尤其在山呼萬歲和“滾下來”之聲震天的時候，能夠不放棄硬和正，就更加可敬。
就算是掛腳一將，既然以梁先生為題，也要說說我和他的一點點因緣。他早年的重要著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以及近年的一些著作，我粗粗地看了，印象留到下麵說。我和他隻通過一次信，是四十年代後期，我主編一個佛學月刊，當然要約請北大講佛學的前輩寫文章，於是給他寫信。記得那時他在重慶，回信說，他不寫，也許我的信提到張東蓀吧，他說張東蓀聰明，可以寫。我是受了《紅樓夢》第五回“聰明累”曲詞“機關算盡太聰明”的影響，覺得他的話含有不敬的意思，所以感到奇怪，或者說，感到這樣寫的人有些奇怪。最近看報，才知道還有更甚者，是他複某先生信，表明自己不願意參加什麼紀念宴會，理由是某先生曾諂媚某女霸雲雲。我進一步明白，梁先生於迂闊之外，還太直，心口如一到“出人意表之外”。解放後他來北京，恍惚記得在什麼會上見過，正襟危坐，不是寡言笑，而是無言笑，十足的宋明理學家的風度。他住在德勝門內積水潭西的小銅井一號，積水潭西岸是他父親梁巨川(名濟)於民國七年“殉(清)國”投水自殺的地方，卜居於此，不知道是否有悼念的意思。這次住北京，他不再講佛學，改為“從”政，講治平，接著就成為頑固不化的代表人物，我當然不便登門。一九七六龍年諸大變之後，無妨登門了，又因為無可談(理由見後)，所以就始終沒有去看他。直到一九八八年，母校北大建校九十周年，承紀念文集《精神的魅力》的編者不棄，我寫了一篇紀念文章。書出版後送來，一看，文章次序是依齒德排的，居然有梁先生一篇，他生於公元一八九三年，高齡九十五，榮居榜首。我名列第四，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懼的原因是“馮唐易老”可不在話下。喜呢，是僅僅隔著冰心、馮至兩位，可說是間接與梁先生聯床了。梁先生這篇《值得感念的歲月》，是口述別人記錄的，翻騰了北大的一部分老家底，我看了感到親切；其中多提到蔡元培校長，他心情恭順，態度謙和，我才知道梁先生原來是也會點頭的。
對我的狂妄想法而言，以上是楔子，以下才是正文。梁先生直，追本溯原，近是來於其尊人梁巨川，遠是來於天命之謂性。直，必自信，因為直之力要由信來。這自信也表現在學業方麵。在這方麵，就我深知的許多前輩說，他與熊十力先生和廢名先生是一個類型的，都堅信自己的所見是確定不移的真理，因而凡是與自己的所見不同的所見都是錯的。這好不好?一言難盡。難，因為顯然不能反其道而行，不相信自己之所見。由這種堅往寬鬆方麵移動，近可以移到承認人各有見，遠可以移到推想自己的所見也可能錯。近是客觀所有，但這三位，我推想，是不會用民主的態度看待各有所見的別人的，因為他們堅信自己的所見，並由此推論，別人的不同所見必錯。這樣，他們的寬鬆剛移到承認人各有見就擱了淺，自然就永遠不會再移動，到推想自己的所見也可能錯的地方。而其實，正如常識所常見，所見，不管自信為如何高明，錯的可能終歸是有的。還是總說這三位，因為慣於多信少疑，至少是我覺得，學業兼表現為品格就長短互見：長是誠，短是不夠虛心。但這是大醇小疵，我們理應取大而舍小。
深追一步，正麵說梁先生的所見。當然主要還是說我的所見，不能翻騰梁先生的學業家底。這裏借用王陽明知行合一的說法，推想梁先生一定相信，他是“行”家，“知”是為他的行服務的。我不這樣看。比如與北大的另一位，也是多年受大力之壓的，馬寅初先生，相比，就一眼可以看出有大差別。馬先生的眼睛多看“人”，所以雖也悲天，但著重的是憫人。他不停於論，而是以論為根據，想辦法。可惜被“人多力量大”的有權威的高論一掃，連人也束之高閣了。梁先生呢，似乎更多的是看“天”，即多想縈回於心中的“理”，雖然不至如宋儒那樣，由無極、太極起的一貫形而上，但理終歸是理，無論怎樣像是明察秋毫，頭頭是道，卻不免於坐而可言，起而難行。我有時甚至想，在眼向外看的時候，至少就氣質說，梁先生，與其說近於寫《烏托邦》的摩爾，不如說近於寫對話集的柏拉圖，或者再加一點點堂吉訶德，因為他理想的種種，放在概念世界裏似乎更為合適。這是迂闊的另一種表現，由感情方麵衡量，可敬，由理智方麵衡量，可商。有的，說重一些，至少由效果方麵看，還近於可笑。可是很對不起梁先生，我沒有去商。責任的一半在我，因為自顧不暇。另一半，我大膽推給梁先生，因為我深知，對於不同的所見，尤其出於後學的，他是不會采納的。
還可以再往深處追。梁先生以治佛學入北大，出入紅樓，所講仍是佛學。與熊十力先生相似，梁先生也是由釋而儒。但改變程度有深淺之別。熊先生張口閉口大《易》，卻沒有丟掉唯識。梁先生年輕時候信佛，曾想出家，“從”政以後，雖然仍舊茹素，卻像是不再想常樂我淨方麵的妙境，而成為純粹的儒。與法家相比，儒家是理想主義者，相信人性本善，人皆可以為善。而世間確是有不善，怎麼辦?辦法還是理想主義，比如希望君主都成為堯、舜，臣子都成為諸葛亮、魏征。希望多半落空，怎麼辦?理想主義者一貫是堅信，暫時可以落空，最終必不落空。理想主義者總是徹頭徹尾的理想主義者。我呢，也許中了老莊和《資治通鑒》兩類書的毒，雖然不敢輕視理想主義，卻又不能放棄懷疑主義，甚至悲觀主義。也渴望治平，而對於如何如何便可以雞犬超升的妙論，則始終至多是半信半疑。這裏，顯然，我和梁先生就有了不小的距離。恕我狂妄，在梁先生作古之後還吹毛求疵。我總是認為，梁先生的眼鏡是從Good公司買的，於是看孔、孟，好，看人心不古的今人，還是好，直到看所有的人心，都是好。可是就是這樣的他眼鏡中的好人，集會批判他了，因為他是不隱蔽的孔子的門徒；孔早死了，抓不著，隻好批其徒。他不愧為梁先生，恭聆種種殊途而同歸的高論之後，照規定說所受教益，還是老一套，就是大家熟知的：“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事過境遷，現在有不少人讚歎了，我則認為梁先生明誌，引《論語》還引得不夠。應該加什麼?顯然應該加上另外兩句：一句是“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另一句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這也就可證，梁先生是地道的理想主義者，甚至空想主義者，我則加上不少的懷疑主義甚至悲觀主義了。梁先生的地道，可敬，也可憐；我的雜七雜八，大概隻是可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