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便趁機說：“我是出去采訪的，路過，回來看看。”這是實話。
“記者呀?”
我就隻好打哈哈了。
誰想他立刻撓撓頭說：“哎呀，你看，有個事兒，我正想反映、反映呢。”
“什麼事?”
“這個事說起來挺嚴重，挺該寫一寫。”
還是二弟說的對，真“像個官兒樣”，說話都是幹部詞兒。
太好了，可我真怕他站在路邊就急不可耐地“反映問題”，於是，把該他說的話也搶過來了：“走，那就到你家去坐坐吧，詳細說吧。”
我還惦記著他那三台電視機呢!
趙廣玉家開個小旁門，裏麵果然是個大院。後一排老式全磚、全瓦房是他的，前一排平頂房是他弟的。院子裏種著梨樹，還砌了個養蠍子的小窩。“賣這東西挺來錢。國家收購。”他說。他叫老婆摘梨，洗梨請我。我不客氣，梨不大，可挺脆，挺甜。吃著梨，把人家的電視機也看到眼裏。就一台，彩色的，十六寸，東芝牌。
二弟兩眼也緊著四下看，看了張嘴就問那兩台電視機哪兒去了。
“哪兒有那麼多！”
原來，另一台是他弟的，他自己原先那台黑白的賣了。換了這台。全給他加一塊兒了。
我倒正兒八經地要聽他反映問題呢，借此，好好品品趙廣玉這個人究竟有幾分成色。
“咱說的這個事兒，是我們大隊今年春天鬧分地的事兒。這事兒你聽你叔說了吧?”
“就聽我叔說過一句，今年又重新分了地，分的不如去年。”
“群眾意見大了，不敢說!我跟公社書記談這個問題，一號文件明明講的是：十五年不變，必要時，適當地部分調整土地。你怎麼理解?部分調整。這樣大規模重新分地，很影響農民的積極性，剛把地分到農民手裏，剛穩定，又變，人家就不敢往地裏上底肥。這樣下去，地不就完了嗎?”
“真鬧得很大嗎?”
“大!鬧僵了，眼看地分不下去，種不上，要過節氣了，公社把法院、公安局都請來了。拿著槍，看著，管著，硬分了。光這個招待費，公社對外說是一千多，內部，我聽說：二千打不住!”
“為什麼一定要完全重新分地呢?”
“種了一年，看著人家地好，大隊幹部就想給他們自個兒和親信弄好地唄。”
“敢嗎?”
“公開!”
“還敢多分呢。”二弟插一句，“有人晚上偷偷把他們的地一塊塊都量過了，多不少呢。”
“人家說，三五年之內，還要再重新打亂調整呢！”
“公社為什麼就支持他們這種做法呢?”
“糊塗！越怕亂，越支持大隊，不敢真聽群眾的，怕群眾鬧起來收不了攤兒。我當時是不在家，在家我不能叫他們這樣。非講清楚不可！中央一號文件，農村新六十條，執行不執行?三中全會的精神是政策呢?還是策略?他們敢回答嗎?!”
聽著趙廣玉滿口“新六十條”、“一號文件”的，很有點想樂。農村幹部久經鍛煉，個個都練得滿嘴詞兒!瞧瞧他那張圓圓胖胖的大臉，精明的眼，心想：他自個兒是不是個無縫的蛋呢?便問：
“聽說你去幹工業了，你家還分地嗎?”
“咋不分，我家在這兒，老婆孩子都在。”
“那你們家的地也分得不好啦?”
“也不好。”
想起家裏人議論他時給的感覺，他簡直精明到家了，是預見到承包後大隊幹部的油水有限，才及時跳出去搞社隊企業；於是就直截了當地盯著問：
“那你不當支書，去幹工業，不是虧了嗎?”
“我是被迫，是被攆到社隊企業上去的呀!”他反倒大著嗓子叫起屈來。
“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是八二年，我提出來農民個人承包土地。”
“你這不算早呀。”
“不算早!在全公社卻是頭一份。說分就分啦。公社書記嚇壞了，緊著找我談話，說我這黨員沒有原則性，怎麼自作主張分地呢?我說：什麼叫原則性?黨員就是要對中央負責，中央文件在那兒擺著呢。這就麼，把我調公社管工業去了。沒實權，省得我惹事。”
“你可真夠能說的。”我笑了。
“那可不，別說公社書記，區裏好些幹部都怕跟我說話。可沒少整我。我這院子裏種梨樹種得早，原先種的還多，還有蘋果樹，滿院子跑的都是雞。我這院兒起的早，剛解放時我爹圍起的。我爹就愛種個樹弄個啥。現在我是萬元戶——我當然是，好割資本主義尾巴時，上邊下人來，說‘趙廣玉就是資本主義尾巴的帶頭人’，把我的蘋果樹都給砍了去啦。整了我一回。等到搞基本路線教育的時候，更好，打區裏下來十幾個人，組成工作組，在村子裏蹲了三十二天，摸情況，根本不跟我照麵。蹲夠了之後，組長把我找去：趙廣玉，你知道我們是幹啥來的?我們是揣著檢舉信來，就是來處理你的，你表個態吧。表個態，行，我蹲在家裏，寫了一夜，寫完了，一遍遍看，越看我越是沒有問題，又給撕了。”
“人家檢舉你什麼問題?”
“損公肥私，占有集體財產。”
“你有這個問題嗎?”我毫不含糊。
“有?!第二天，開全體社員大會，整個工作組到場，叫我表態。我當場說，第一，我相信黨；第二，我相信群眾，不，”他立刻修正，“我說的是相信百分之九十五的貧下中農；第三，我相信自己。全村的老少爺們兒都在這兒，我趙廣玉要是貪汙一分錢，退賠十塊!當天晚上，我上臨城，買一塊手表，上海的，一百二十塊。不是說有經濟問題嗎?我偏露露富，叫大家瞧瞧，我稱錢，心不虛!”
我真欣賞他說話時的絕對自信和潛藏著滴水不漏、術語成套的精明!同時，留著一個心眼兒。真和他所表現的這種刀擱脖子上也不眨眼的神氣一致，的確沒有多吃多占?還是他已在農村小型、頻繁的政治鬥爭中練出來了，懂得了誰硬誰勝的道理?而我叔家的人對他的說法，是農民對自家小院以外的傳聞習慣於誇大，特別又加上種對自己身邊能人又羨慕、又嫉妒疊加而成的一種扭曲的判斷?或者，應該相信鄉下人那沒有根據但往往正確的、樸素的直覺?……
不過，趙廣玉的確比我家人在小院裏七嘴八舌描繪的形象“上路”得多。他把公社用上百萬元貸款建起來，光賠不賺的染料廠承包下來，把五十來個科室幹部裁個一幹二淨，剩兩個廠長，一個會計，一個出納；連采購員也不要了，誰能推銷貨就獎誰，工人成，農民也成。工人幹不好，開除，回家種地；幹得好，有獎。這半年就交了八萬利潤。
這不能是假吧?
順便，抓住這個掌過村裏實權的明白人請教請教電的問題。
“唉，這事！當初咱們想，這麼多年了，離著臨城這麼近，咱們村兒就沒個電！拉下老臉去人家單位求的料，村裏人齊心，栽下杆子，拉上線，臨著通電了，宋支書覺得他現任支書沒弄來電，丟臉；趴在變壓器上，不讓合閘，說：你們接電，我立時死在這兒。”
笑，笑著愁，支書趴在變壓器上，竟沒轍!
愁著，想：趙、宋兩姓有矛盾，唉，農村這事……
黑了，大嫂帶著三個孩兒一條狗來串門兒。坐在門口小凳上，大閨女躲在背後，小閨女摟在懷裏，大約是來看看我的，倒斷續、小聲地跟嬸子盡說些地裏的事。又扯，下午誰死了怎麼怎麼的。
“誰呀?誰死了?”我趕緊問。
“前頭丟驢的張家他爹。”
這家我還知道，算起來，還是我們的本家。走到村裏，見著，我得喊他們一聲叔呀、嬸的。原先不是一個張。各自續家譜的時候，發現排字輩有些地方一樣，這親就拉上了。不過恰到我這輩，那“字兒”又分叉了。
我有點來精神了。我從來沒有眼福看回正兒八經的出殯，等我能到處走，什麼都想看一看的時候，舊玩藝兒什麼都沒有了。這幾年，聽說是又興了，我卻鑽在學院裏啃書呢。為了說明個什麼事，父親講起過“喪棍子”。鄉下死了人，趕緊得請個人報喪，一般人家也不寫帖子：這報喪的人就還準知道你們家這些個大麵上過得去的親戚姓甚名誰住在何處。但是至親好友，就得孝子拿著“喪棍子”親自去報信了。發喪的時候，人人拿根“喪棍子”，孝子的最粗，至到嫁出去的姑娘之類，那喪棍子隻有小手指頭粗細了。鄉裏親多，出一回殯，也得砍完一棵柳樹的枝子呢。還有什麼紮燒活，搭祭棚，送幛子，開飯，發喪，各地大致差不多，我在書裏瞧見過。姑娘進村就開始哭，姑爺進門開始哭，因而有個差事，勸哭。凡聽見哭聲，坐在祭棚裏喝茶的鼓樂手，就抹抹嘴，拿起嗩呐、管子吹一通，人聲帶著樂聲，煞有氣氛吧?發喪那天，在村裏還得磕一通，哭一通再走；也是把那些親戚和燒活擱一塊兒叫叫陣吧?燒活紮得好。死男人陪馬、陪車，死女人陪丫環。叔說過，我們後邊那剩了光棍老父子的五保戶，原先老太太死時家還興旺，紮十個、八個紙丫環，小臉是泥做的，塗著粉，繪著彩，畫著眉目，穿著金閃閃的紙衣服，漂漂亮亮呢!把燒活分給看熱鬧的窮孩子；一個舉一個，舉到墳上就發個銅板。有個“打路鬼”，不能舉，請它走在最前邊，它腳下有個輪，人在後麵推著，它手上有個小繩，拴個小紙球，推起來走，那鬼就會一左一右地轉動身子，把手上那根小繩掃到左邊。掃到右邊。嘿，那鬼的模樣兒該有多少可愛？！臨起靈，還得把這辦喪事開門、三天、七天燒的紙錢灰，連著紙灰盆一齊摔碎，叫作“摔老盆”，這是孝子的專差。所以，跟沒兒的婦女聊天，才有這淒淒哀哀的話：唉，死了都沒個人摔老盆呢。算來，一個村紅喜事、白喜事接接連連，一年到頭，該有多麼熱鬧!可惜我一回沒見著。
“嘿，那張家什麼時候出殯呢?”
“哪敢呢，如今，死了人連說也不敢說呢。”大嫂說。
遇到這種正經事，嬸子便特別記起我這個識文斷字的人和她們觀念的區別，便帶著種自我批判、自我合理的微笑，不緊不慢地說：
“我兒，咱們老農民，老了，不興燒，要睡個棺材，入個土；怕政府不讓，怕有人告，悄悄地，趁黑夜埋了去。”
“要叫人告了呢?”
“!那扒出來，澆上汽油燒。”
“埋哪兒呢?”
“不是分了地嗎?”
“噢。”
我心領神會地點點頭，突然忍不住大著嗓門兒笑起來：“城裏的一些個老人，這會兒真要羨慕死農民啦，隻有農民有入土的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