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像要把人們捉弄個夠似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們兩家又被趕到一個單元裏居住。兩家之長都是戴黑帽子的角色：一個是反共老手假黨員，一個是罪不容誅的叛徒。在那個懷疑一切的年代，政治就像法力無窮的巫題，可以顛倒黑白，可以混淆視聽，可以模糊記憶，讓人們對親人對朋友乃至對自己都產生疑意和錯覺。他們都在一遍遍為自己寫交待，為朋友寫證明，然後向周圍世界投去惶惑的目光。兩個老朋友或相對無語或笑容尷尬，像有一雙無情的手離間了他們，讓他們身在咫尺，心距天涯。那時我尚年幼，成年之後才聽母親說起，父親一直力圖使自己相信他的朋友當年出獄純屬機會所致，但沒人可以向他證實這些，相反隻有三人成虎的傳說，說他的朋友曾經變節。一場焚琴煮鶴的災難，冷淡了舊時肝膽相照的友情，隻留給後人長久的思考。對那個特殊年代發生的特殊事情，我姑且不加評論。我不想也不能批評九泉之下的父親，隻能為他在那樣一種情形下疏遠了他的朋友替他說聲抱歉。他一生老實近乎古板，忠誠有失圓通，最後為一種莫須有的政治信念犧牲了人世間最珍貴的感情。今天回想起來，這是怎樣荒誕而又令人痛心的一幕，而這一幕又僅僅是當年無數悲劇中最尋常的一出罷了。也許父親在有生之年已經意識到了什麼，隻是生命不允許他完成他的思索了。
後來，朱家搬走了。最後一層紙雖然沒捅破，但他們想必已心照不宣地做了徹底的告別。後來父親去世了。朱凡叔叔才又一次到家裏來，以最普通的朋友身份和最普通的方法表示了他的悼念。
父親死後，家裏生活非常拮據，除去每月45元撫恤費，父親的朋友張天翼的支援成了另一項主要收入。不知內情的好心人對此有感而發，認為憑著朱凡叔叔與父親的交情，他也該慷慨解囊才是。這些話讓年紀尚小不知深淺的孩子們一度困感，不明白情同亞父的朱叔叔何以袖手旁觀。當時，母親對此未作任何說明，隻說，這件事怪不得人家。其中細節許多年後她才如實以告。這時候，我已經成年，不算坎坷也不算平坦的經曆，使我對世事對人心對曆史對現狀尤其對友情都有了屬於自己的解釋和體驗。友情越深厚，也就越脆弱。朋友的一個冷眼會具有比敵人一萬支響箭更大的殺傷力。我們就像靠蛇衣食卻難免被蛇害命的玩蛇藝人，依賴友情生存但又時時處在被友情傷害的危險中，待我們被友情傷害過，也就讀盡了人性的辭典，真正認識了人。我並不懷疑，正是兩位老人之間昔日真實深厚的友情放大了他們特殊時期的感情間隙。對朱凡叔叔，我除暗自抱了一種歉意之外，無法做出任何表示。我怕萬一有失適度褻瀆了從來尊敬和熱愛的父親。他一生有著許許多多的作為令人欽佩，我不會因為他的一念之差從情感上疏遠他。他是個難得的老實人，好人。父親死去多年以後，朱凡叔叔仍對我這樣說。我為他的話感動。
住在同一個城市裏，我們兩家保持著不怎麼密切的往來。逢節過年，我都代表母親到嶽麓山下的紅葉村一幢新蓋的小樓裏看望朱凡夫婦。流年似水，每次拜望都讓我輕易覺察到衰老正在他們身上留下新的印痕。終於有一天，我得知了朱凡叔叔身患癌症的消息。這消息給我的哀痛並不亞於十四年前父親病危時我所承受過的——我知道又麵臨新的訣別。我曾經想在大限到來之先向朱凡叔叔表示我的理解和歉疚，但每次見到他，又將嘴邊的話咽回去。我不知道舊話重提是否會更深地傷害這個將要離開人世的老人，也覺得到了這樣一個時刻無論再說什麼都已為時晚矣。於是一直等到他靜臥在冬青樹中，接受我們最後的注視和敬意時，這些話仍然積攢在心裏，以致成為永遠的遺憾。
一段可歌可泣可惜可念的友情，隨著兩位當事人的過世打上了終止符號。生命的死滅，即是一切的終結。一黃土掩沒了所有的恩所有的怨所有的崇高與莊嚴所有的卑瑣與難堪。麵對這個無古無今無是無非的結局，活著的人除了將終止符號描得更醒目之外，還能說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