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走遍草原
但在呼倫貝爾草原停下來
馬兒停在這裏
女人留在這裏
成吉思汗的騎手從這裏開拔
那女子走得極遠了，停下來。騎手一直在望著她，於是飛快地翻上馬去，緊緊勒住皮韁，馬急急地刨幾下蹄子。騎手猛一鬆韁，那馬就箭一樣筆直地跑進河裏，水扇一樣分開。馬又一躍到對麵岸上，飛一樣從草上飄過去。
陽光明晃晃地從雲中垂下來，燃著了草岡上一塊紅的火，一塊黃的火。
阿城父親父親
一九八七年三月某晚我正在紐約夏陽的畫室裏，這個畫室是倉庫改建的，舊得好像隨時要出危險，但實際上什麼意外也不會發生，意外是繞了半個地球從電話裏傳來的：父親病重，我立刻準備自美國離去。
從六十年代初，家裏就籠罩在父親病重的氣氛裏，記得夏天我們在院子裏與鄰居喧嘩，母親出來製止，我們還小，還不能隨時將父親的病重放在心上。
父親的病是在唐山勞改時染上的肝炎，由急性而慢性而硬化，之後，它將是父親死亡的原因，在隨時準備父親離開我們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父親是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是死老虎，批鬥，陪鬥，交待，勞動是象征主義的，表示侮辱，之後，去幹校，一切都是當時的理所當然，但是，父親在理所當然會死去的時代沒有死，居然活到一九七九年。
這一年，對父親來說是重要的一年，猶如一九五七年。我記得春節之前的某日，接到電話，晚上回到父親家裏，父親背對著桌燈坐著，父親工作時麵向桌燈，累了就轉過來，母親說，組織部來人了，準備在春節前把全國的右派平反的事落實，這當中有你父親，你怎麼看?我隻想到，鍾惦篚這三個字前將要沒有形容詞了，但是，我沒有這樣說，我知道這件事對母親是非常重要的。
母親在一九五七年以後，獨自拉扯我們五個孩子，供養姥姥和還在上大學的舅舅，我成年之後還是不能計算出母親全部的艱辛，我記得衣褲是依我們兄弟身量的變化而傳遞下去的，布料是耐磨的燈芯絨，走起路來腿當中吱吱響，中式剪裁，可以前後換穿，所以總有屁股磨成的四個白斑，實在不能穿了就撕開由姥姥糊成布嘎渣做鞋，姥姥總說膀子疼，一年二十多隻鞋要一針一針地做，養雞，目的是它們的蛋，冬日裏，雞們排在窗台上啄食窗紙上的糨糊，把窗戶處理得像風雨後的廟，當時，全國的百姓都被搞得很艱難，北京的槐樹花暫時不是中藥，營養的關係，小妹妹姍姍體弱多病；三弟大陸去和母親拔紅薯秧來家裏吃，興奮得臉上放光；四弟星座得了一次機會作客吃肉，差點成為全家第一個死去的親人，難都難，但不知道父親在勞改中怎麼過，我坐在椅子上，思量怎麼說我對平反這件事並不看重，我怕傷母親心，可能父親也會生氣，這畢竟是改變了他一生的事情。
而且父親是右派這件事，也對我們很有影響，大哥裏滿不能上高中，因為我們這樣的子弟是不能上大學的，而高中是為上大學做準備，大哥是讀書的人，成績總是很好，我至今不知道此事對當時十幾歲的他在心理上有何影響，但父親執意要大哥再考高中，我想，這是一種寄托，大哥一九七八年從插隊的地方考上大學，父親在給我的信中隻陳述了這一事實，不知道父親寫信時於燈下還想到什麼。
十八歲那年，父親專門對我說：咱們現在是朋友了，因為這句話，我省出自己已經成人，中國古代的年輕人在辟雍受完成人禮之後，大約就是我當時的心情：自信，感激和突然之間心理上的力量，於是在這個晚上，我想以一個朋友的立場，說出一個兒子的看法。
於是我說：如果我今天欣喜若狂，那麼這三十年就白過了，作為一個人，你已經肯定了自己，無須別人再來判斷，要是判斷的權力在別人手裏，今天肯定你，明天還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認為平反隻是在技術上產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變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許多對人生的定力，雖然這二十多年對你來說是殘酷的。
父親笑著說，我的黨齡現在被確定為四十年，居然有一半時間不在黨內，你媽媽今天燉了鍋牛肉，你去街上看看還有沒有切麵賣，我們吃牛肉麵，母親也很高興，敘說著今天的牛肉是托誰才買到的，父親就問有沒有蒜，牛肉麵沒有蒜怎麼成！
一九七九年以後，父親開始大量地寫文章，發表在那年的《文學評論》上的《電影文學斷想》，使很多人省悟到他還活著，中國電影出版社要將他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文章結成集子，父親於是讓我去搜尋一下，北京圖書館的報和刊分兩處借閱，我剛從鄉下辦回城裏，沒有工作，就終日跑了東城跑西城，國家圖書館是不做索引的，隻能逐日翻所有報紙的所有版麵，刊物好多了，可以查目錄，父親以一篇《電影的鑼鼓》被毛澤東親自點名，我當時八歲，回答不出老師的詰問，學舌說爸爸是壞人，不會講敵人，因為不明白敵是什麼意思，二十多年後，我才親眼看到這篇文章，複印了拿回去給父親看，父親亦有他的感觸，出版社怕得罪某某人，將書名定為《陸沉集》，父親要用《電影的鑼鼓》，最後隻有妥協，一個搞地震的朋友，險些上當，經我提醒，才沒有買去作工具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