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家裏，開始有許多人來了，母親見到某些麵孔，提醒他警惕，父親明白，感慨門可羅雀和門庭若市的變化，但是來了請坐，提供所需，父親認識許多死去的人，他說起五十年代去看老舍的《青年突擊隊》首演，老舍在應酬之間，低聲對父親說：這樣的戲你還來看!他講過不少趙丹的事，但隻寫了一篇短文《趙丹絕筆》，與趙丹的《管的太具體，文藝沒希望》同慨，我曾和父親議論過外行領導內行的問題，我認為應該是外行領導內行，內行做內行的事，擢其做領導，豈不使之成為外行?豈不浪費?古人說：無能故能使眾能，無為故能使眾為，父親說，論起羅織罪名，顯隱發微，還得內行，這樣的內行當領導，最能傷筋動骨，而外行頂多鬧些“關公戰秦瓊”的笑話，以求少傷害計，實在應該外行領導內行，我很少發宏論，但常說“我認為”，父親就講起他在幹校每每作檢查時說“我認為”，於是遭到批判：極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檢查的時候還在說“我”認為!父親很感謝一個在幹校被定為曆史反革命分子的人，這個人見父親的交待總不能通過，便拿去修改一番，於是父親的交待不但通過，而且還被示為其他各種分子的臨時榜樣，父親詢其故，這個人說，我從前在國民黨的報紙做事，看家的本事就是這樣寫文章呀，父親又很可惜全國的交待材料都被銷毀了，認為應該選出一套“交待文學”來，巴金建議成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館，父親說，其中可以陳列各種交待材料，我附議必須編一本文化大革命辭典，否則後人會很難釋讀這些交待，例如“交待”；而且副詞連用“最最最”會讓後人認為祖先有一個時期都是結巴，於是給後世的古人類學、考古醫學、訓詁學的研究都造成困難，父親大笑，父親身上有兩樣令我羨慕，一是笑，二是鼻子，在我還不能從理論上辨別對父親的判決時，隻有從父親的笑聲裏認定他不會是壞人，父親的鼻子，從相術講，不但隆中，而且懸膽，但父親的際遇卻總是不配合他的鼻子，我想，這和他與電影的關係不無影響。
每年總有幾部影片出麻煩，我向父親請教其中原因，父親說，電影是唯一能進中南海的藝術，唯其能進，所以麻煩，我亦對電影劇本必須文學化不讚同，父親說，那你叫隻懂章回話本的審查者怎麼明白你要拍什麼呢?我於是明白父親是知其難為而為者，再好的鼻子也救不了他，母親常常憤怒於父親的不休息，我想我理解父親，某種人是不能休息的，休息對他們意味著放棄，於是死亡就顯現了。
紐約大雪，美國不大興送人到門口的，所以夏陽在門外揮手，令我錯覺，以為已身處北京，轉頭便可去醫院看父親，互相說笑話，於是父親大笑，而且說：洗澡吧。
紅樓夢結束於大雪，猩紅的鬥篷，兩行腳印一個人，離去時留下的，不似曼哈頓街頭如斯散亂。
父親三月二十日去世，因為太平洋上那條人為的國際日期變更線，我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遲到了一天。
火化前，來人川流不息，其中有真正希望父親消失者，這使得父親像一個軍人，但父親隻是一介連洗澡都不好解決的中國書生，夏天，用布圍住院子的角，提水來洗，冬天，公共澡堂像醫院，等叫到號才擠得進去，父親年紀大了，我陪他去，以防暈倒，在熱水裏，父親緊閉著眼睛，舒服得很痛苦，我這時想問什麼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又怕他忍不住失言，父親凡開會住可以洗澡的旅館，必通知許多同命運者去洗澡，然後大家頭發濕濕的坐下來談洗澡以外的各種事，父親住醫院，也如此辦，護士對濕頭發的探視者並不奇怪，沐和浴在中國從上古就是與身體最密切的事，除了飲和食，而且嚴肅到與心有關，漢以後，日本學去不少沐浴的製式，愈洗愈有名堂，父親訪問日本回來後，我問觀感，父親說：隨時可洗澡，再問觀感，說：勝得好慘。雖然有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在主持料理父親的後事，北京電影製片廠遣專人協助，各地電影製片廠仍欲來人，母親說不出的感激，一一謝絕，吳天明還是從西安電影製片廠遣人助理，此時他環臂立於靈堂之外，不發一言，陝西人是自古見中國事最多的人之一，他明白這個書生生前做過什麼，希望什麼，遺憾什麼。
我與大哥去撿拾父親的骨殖，焚化爐前大廳空空蕩蕩，遍尋不著，工人指點了，才發現角落裏擺一隻鐵箕，伏下身看，父親已是灰白的了，笑聲不再，鼻子不再，隻有熔化的眼鏡，滴落在額骨上。
父親的像前無以祭，惟有《電影的鑼鼓》、《陸沉集》、《起搏書》、《電影策》這幾本他的心血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