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湘都市報副刊
猶吐青絲學晚蠶
玉樓東酒家、高橋大市場、墨華齋……長沙街頭招牌匾額上，這些蒼勁縱逸的書藝，吸引了多少行人的目光，書家“胡六皆”其名，當然為人熟知。
第一次進他的書房，是夏日一個涼爽的午後。下了石級，便瞥見窗口那微微晃動的身影，蒼蒼白頭，吃桑老蠶似的輕輕頷動——老人正在凝神靜氣作書。我們在簡陋的木沙發上促膝而坐。老人寡言，幾乎是我問什麼，他才細聲細氣回答一二。有時，我們的談話中斷，默然對坐，聽得見窗外雜花落地、泥蜂撲翅的聲息。老人搓手微笑，一臉慈祥謙遜。我靜靜環視這間書房，領略這裏特有的恬靜的氛圍。房裏的一切，均可以“簡樸”二字概括。木沙發、敞書架、矮杌子，均已脫漆陳舊。特別顯眼的是置於窗前的那張書桌，四根圓柱腳已顯不穩，橫檔釘上鐵皮，桌麵凹凸不平，又以三夾板釘一又長又寬的木板置其上，便於老人作書。我斷定這老掉牙的書桌定有來曆，一問果然——竟是“文夕大火”劫後之物。50年歲月從桌邊流過，老人在桌邊晃動單薄瘦弱的身子，晨昏揮毫不歇，那些獲國際大獎的作品，那些被中南海珍藏、被毛主席紀念館珍藏的作品，那些載譽日本、東南亞華人世界的作品均在這方桌上悄悄誕生……
書房是主人的精神家園，人格的寫照。在書香墨香之中，與世無爭的老人卻同我“爭”了起來。
不久前，我任責編的一本書請老人題寫了書名，按規定是出書後送樣書發稿費。為免老人跑郵局兌款的煩勞，我先墊付整張100元：“一點薄酬，請笑納。”老人沒有笑，卻瞪了我一眼：“題個書名，貴社的潤筆是五六十元，你不要哄我，我曉得行市。”他在對襟褂子中摳了又摳，沒有錢找，喊來兒子，硬盯著他找我50元才罷休。我也認真道：“市場經濟，商品社會，錢，可不是什麼壞東西。”老人一改木訥寡言的神情，正色道：“請你莫把我當‘商品’！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該要的當然要，但決不一味奢求。我寫字，為藝術，為友誼，為有益世道人心，晚蠶吐絲而已。世上事，有為而有弗為，知足而不知足……”
老人一再與我談“知足與不知足”。他出身於書香世家，自小在母親嚴督之下，早課百字，晚課百字，為古文和書藝打下紮實的童子功。“文夕大火”，一夜淪為難民。近半個世紀也是坎坎坷坷、跌跌絆絆走了過來。60年代初在工廠勞動，被機器軋斷右腕，咬緊牙練左書，終於雙手握筆，左右逢源。他的字，取王羲之、趙孟頫縱逸溫雅之氣，糅漢隸魏碑之法，筆意姿肆汪洋，結構方勁古拙。氣骨沉著，波磔雄強，飲譽海內外，特別受港台同胞及日本友人歡迎。
有許多朋友為他張羅出專集，辦個人書展，他卻淡淡一笑：“出書辦展，勞神費力，幾多麻煩！一切隨緣，不必強求。”他拿出一本裝幀精美的《中南海珍藏書畫集》，內中收了他書的一聯：“壯歲喜新節日，老來惜舊年華。”老人說：“我自己並沒有寄去，不知這件作品是怎麼拱過去的。也許是我送給哪位朋友，他薦了去，卻沒有告訴我。”他送人字畫，既無底稿，也從不記錄，拿走了也就完事了。
老人的書房中有一副自書的對聯：“蒲觴斟壽酒，杏苑起新居。”外適內和，心曠神怡的情緒，溢於紙端。
聯中所提到的杏苑，是他的新居東瓜山杏花苑。我常常騎個小摩托，去杏花苑“寓庵”中拜訪先生。先生與我談詩論對，古典詩詞，信手拈來，給我許多教益。每次談話之後，不出一星期，先生必來電話：你來一下囉。我去，他必贈以書作，大多是上一次談話所提的詩詞聯對。
先生長期受傳統文化熏陶，賦性頗多中國文士之氣，襟懷坦蕩，淡於名位，一生坎坷，安之若素，與人交，篤實可親。博學洽聞，於詩詞屬對功力深厚，且才思銳敏。即席吟唱或嵌字作聯，頃刻即就，每多妙趣。
先生為楓林賓館題字：秀色可餐。這一成語，既讚揚了位於嶽麓山下賓館秀美的環境，也誇獎了賓館女服務員的美麗，令人粲然。
先生在長沙煙廠舉辦的筆會上，即席題詠煙五律一首：苦想凝神後，停杯不飲前；行文添活力，繞指起雲煙。結愛身心外，含情口舌邊；芬芳絲萬縷，縷縷共纏綿。先生將一根常見的有害之物——煙，寫得如此溫柔纏綿，令人叫絕。
1996年冬，香港某出版社請我代向六皆先生約寫“我的母親”一文，將收入“名人憶母親”一書中，定於1997年春天出版。先生高興答應說，不如我來講，你幫我整理成文，來得快些。
先生深情回憶，抗戰苦難歲月裏，母親帶他們兄弟姐妹逃難到河西。貧困和驚駭中，母親病倒農民家中，百無聊奈，孝順的六姐想起古人割臂療親的辦法，於深夜真的割下一塊臂肉，用罐子煮了，讓母親喝湯。姐姐的臂肉並沒有救活母親……
講到動情處，七十七歲的先生兩眼紅潤，潸潸欲淚。
稿子很快寫好，送給先生過目。先生仔細看過文稿，點頭稱好，希望快點看到出版的書。
先生興致很高說，再給你寫幾個字吧，你看寫點什麼？
先生書法，喜以隸書及魏碑筆意作行楷書，風格獨特自成一家，極富書卷氣而無俗姿，譽播書壇，許多人以昂值相求而不可得。
其時，我正準備在嶽陽老家建紀念先人的老屋，以母親的名字命名，請先生題兩個大字：蒲園(母親名蒲姑)，刻石於門楣之上。先生欣然答應：我也為你的孝心感動，一定等春天暖和了，脫了棉衣以後，為你寫好這兩個大字。到時，香港的書也該出版了。
1997年春節後的一天，先生忽然打來電話：蒲園二字已寫好，你來拿吧。我說，春天未到，棉衣未脫，就為我寫好了？香港的書還沒有寄到啊。先生說，為你寫好了這兩個字，完成了一個心願。當然希望早點看到那篇文章……
誰知剛過元宵節，我忽然接到多年前市文聯老同事謝午恒的電話：六爹病危，希望能見你一麵。六爹老叨念“出版社的李老師，香港的那本書”……當時，六奶奶不知“李老師”為何人，恰好謝午恒在場，便說，肯定是李漁村。便打電話給我。
等我趕到東瓜山杏花苑，見到的是哀樂聲中那慈祥的老人遺像……
六爹去世一個星期後，我才收到收有“耋耋之年憶慈親”文章的那本書。老人像有什麼預感似的，沒有等到春天，沒有脫棉衣，就提早為我寫好了“蒲園”，卻沒有看到文章的出版。
湖南日報
我與羅丹
讀完羅丹兄的自傳體散文《望斷南飛雁》，深為文中洋溢的真實、真切、真情所感動。這是他的一部奮鬥史。他以樸實的語言，娓娓道來幾十年的的經曆，有的似曾相識，有的早已熟知。它們在我的記憶中，都占有相當的位置。所以，捧讀全書，正如我三十餘年用心讀丹兄本人這部大書一樣，時常蕩漾於友情的溫馨之中。
我與丹兄年相若，道相似，都曾少年吃苦，曆經磨難，家庭結構又相同。故三十年相知，意氣相投。多少年來，文化圈中人都熟知我對他稱兄而不呼名。他為人為事為文的態度，我都引以為楷模。
值此《望斷南飛雁》付梓之際，丹兄囑我寫篇序。寫序實不敢當，就談點我們過從的往事和感受吧。
我與丹兄相識，似頗有戲劇性。那年我讀師專行將畢業，係裏時不日於請些名教師和名作家來演講。讀中文的，大多是見多識廣的“混混”，又大多自詡為“才子”，所以對這些來訪的名人多不在意，或不屑一顧，或評足品頭。這次請來的，據說既是位名教師，又是出過好幾本書的青年作家，便引起了大家的興趣，齊刷刷擠滿一禮堂，等待演講者的到來。
其時，走進來的，是個意氣風發的英俊青年，他帶著濃重的邵陽口音說：“我有些惶恐，因為今天我是在孔夫子門前賣三字經。”來者把“是”念成了“係”，把“子”念成了“幾”。聽眾中馬上便有女同學竊笑：“寶古佬！寶古佬！”但是接下來，他以明晰的思想，嚴密的邏輯，富有文彩和感染力的語言，尤其是那一臉的誠懇、謙遜而略帶一點矜持，頃刻間便征服了聽眾。同學們屏息聽完演講，並報以熱烈的掌聲。
我認定，在演講者中，他也是最有真才實學的，從此便開始了交往，時不時在一起談文學，談寫作，談人生。那時剛過完“苦日子”，生活充滿希望。我們這些文學青年激情滿懷，對文學創作尤其執著。誰知好景不長，一場浩劫來臨。我和丹兄均屬舞文弄墨者流，自然難逃厄運．遭到了掃蕩。沒有了書籍，沒有了文稿，更沒有了書房，無妄之災接踵而至。這些，他在書中都已有生動的描述。有幾件事，有幾個細節，他卻沒有寫到。
我們兩個書癡的讀書之癮，似是與生俱來，即使在那樣“革”文化“命”的年月，我們也如麋鹿渴望清泉似的渴望文學作品。那天黃昏，我們避開喧囂的人群，到天心閣小坐。丹兄一臉惆悵，忽然說：“好久沒讀書了，搞一本文學作品來讀讀就好！”我說，真的，要是有本小說就好！那一刻，如果有人看到我們，兩張臉上肯定是鴉片癮發作的表情。說也湊巧，在平江新華書店工作的嫂子，曾給我哥哥買過一套《茅盾文集》，幾經折騰，多卷本隻剩下殘破的一本，輾轉帶到了我家。在那時，這殘本可是希罕之物。我如財迷子撿了元寶，立馬用一本《紅旗》雜誌包上，帶到了丹兄家裏，並且講好，風水輪流轉，一人看一星期。丹兄捧在手中，我又特別叮囑：千萬小心，隻能用《紅旗》包著看，不要惹出麻煩。
在“做賊心虛”的惶恐中，《紅旗》包著的那卷殘本，讓饑渴的我們反複咀嚼了好幾個月，也不知轉來轉去轉了多少次，才算“嚼”完。
經常拚命閱讀，對文學充滿渴望，創作激情蕩漾胸間，雖然日子是那樣的緊巴和艱澀。其時，丹兄已遷升為區教育局的幹部，後任科長，每日裏要應付錯綜複雜的人事，要完成繁紛雜亂的工作。他騎著那輛“鈴兒不響哪兒都響”的破單車，總是精力充沛地跑進跑出。他們全家搬到工農橋“老三棟”簡陋的單間中，丹兄和他夫人像銜泥的雙燕，勤勉地飛進飛出。單間閣樓麵積很小，成“L”字形擺了兩張板床和一張自製書桌，床與床間，兩人相向必須側身。孩子上學去了，丹兄尚有讀書寫作的一席之地；孩子放學回來，他必須馬上讓位。有時，三兩文友來訪，常客是莫應豐、楊福音、諶東飆，扈世偉、李少白和我。床上側身而坐，進行真正意義上的‘促膝長談”。老莫好抽煙，將煙灰缸置於床頭，一懷清茶在手，悠哉遊哉滿世界神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