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得法，也是黎氏教育成功的經驗。
清末民初，一般書香門第、殷實之家，往往用封建禮法族規嚴格約束子女。家庭對子女，或溺愛放縱，多出紈絝子弟，嫖賭逍遙，紙醉金迷，吸食鴉片，將家產敗盡，最後淪落為乞丐，餓死街頭；或嚴格控製管束，循規蹈矩，沒有獨立思想和人格，沒有真才實學，成為無所作為的庸才。黎氏教育，則采取的是教育修養型的家教方式，對子女以開明的態度，溫和啟迪，耐心開導，循循善誘。
黎氏夫婦對子女慈祥而不溺愛，提倡活潑而不放任自流。家庭經濟寬裕殷實，也不讓子女舒適享樂，而是要求自強上進，勤奮讀書，養成“勤”、“恒”的好品德。老大黎錦熙一生最服膺兩個字，一個是“勤”，一個是“恒”。他認為“恒”更要緊，勤於始而怠於終，必無成就。
鬆安夫婦對子女要求嚴格，但又不是控製太嚴，管得太死，而是讓他們各有自己的思想，發展自己的個性，讓他們廣泛接觸社會，接受新的知識，自由閱讀自己喜歡的報刊書籍，參加感興趣的活動，身心得到健康發展。
有人說，這樣一個家庭，這樣一個小山村，齊齊整整出了這麼多人才，在湖南，在全中國，甚至在全世界，都是很獨特的。其原因，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和總結。
一部《紅樓夢》反映了近百年中國上層社會的橫斷麵。一部《金瓶梅》反映了近百年中國下層社會的橫斷麵。“湘潭黎氏”一門反映了近百年中國國共兩黨的橫斷麵。
這段話，是當年毛澤東對胡耀邦講的。而若幹年後，又是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親自對黎氏第三代、軍旅作家黎白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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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鎮易俗河
易俗河鎮地處湘潭縣東部，湘潭、涓水彙合處。古鎮西倚涓水，北臨湘江，與湘潭市相望，水陸交通便利，地理條件優勢，自古為湘中重鎮。
易俗河的得名，有兩種說法。涓水古名洛河，俗稱易俗河。古鎮位於洛河之口，故稱洛口，也稱易俗河。清嘉慶《湘潭縣誌》載：易俗河，即涓水也，因所曆皆易俗鄉，故名。另一種說法，與明代正德皇帝朱厚照(1491年—1521年)有關。相傳正德皇帝南巡至易俗河，在涓水河邊的老街蕭氏宗祠(原是一間茅屋)一間房裏住了一宿，故俗稱“一宿河”。其時，夜間蚊蟲叮人，皇帝用禦扇一扇，說：“一扇蚊蟲走千裏。”清光緒《湘潭縣誌》載：“易宿市……明武宗微行野宿，至今岸無蚊蚋。”
蕭氏宗祠中皇帝睡過的這間房子，據說冬暖夏涼，從無蚊蟲，成為“蕭祠臥龍”勝跡。明清以來，凡來湘潭的觀光者，必來此祠，以目睹臥龍之處為快。直到1954年因河堤崩塌，蕭祠才被拆除。
易俗河鎮曆史悠久。據史料記載，隋以前，有漁民傍河建房，形成小規模河街。唐天寶八年(公元749年)，湘潭縣城設在洛口，古鎮成為全縣政治、經濟、文化中心。1952年，有居民在湘江邊開挖水塘，挖出埋在地下的麻石，石上有寸多深的車轍痕跡，還挖出青銅鏡一麵。1964年，居民在公路邊建房時，挖出唐時城牆石磚。
名揚遐爾一米市
“長沙的靖港，湘潭的易俗河”，明清時期，是湖南境內著名的米市。古鎮周圍農田肥沃，盛產優質稻米。明代嘉靖年間開始，一些米商就在鎮上建起了碓房，經營糧食，米市開始形成，米市規模不斷擴大。到清同治年間，糧行、倉庫、碼頭進一步增多。光緒年間，米市達到興旺鼎盛時期。此時，鎮內已發展到上千戶人家，上百家商店。街道從西頭的涓水萬壽宮到湘涓彙合處的掛嘴洲，從東頭的湘江下攝司到掛嘴洲，形成了三角形的街區，兩公裏多長的河街，聳立著一棟棟木質結構樓房，商店作坊比比皆是。大街小巷橫嵌著數以萬計的麻石，這些麻石都是募捐籌款從長沙丁字灣或其它地方運來的。鎮內的街頭還建起了太和橋、草壩橋、珍珠橋和焚字爐。鎮容井然，形成了風格別致的江南小鎮。
鎮內街、坪、碼頭、站等設施齊全。有上正街、曲尺街、仁和街等；有裕龍坪、履和坪、元吉坪、正泰坪；有過山碼頭、鐵牛碼頭、洋屋碼頭等；還有柳樹溝、泥套裏、怡風站、積德站、碟子塘、茶園塘等居民點。其中最熱鬧最集中的地方要數正泰坪，這裏是穀米的集散地，許許多多裝運穀米的船隻停泊在這裏，上通花石、稀陽，下通湘潭、長沙、漢口等地。
由於易俗河鎮水陸交通便利，使之形成以穀米市場為主的商業集鎮。清末穀米市場又以上正街尤為興旺，每年約1500萬公斤的吞吐量。外地客商紛紛湧進小鎮，販運大批穀米，遠銷各地，易俗河米市一時名揚遐邇。後來，正泰坪逐步發展為穀米市場的中心，附近設有老倉、新倉、楊家倉、謙吉倉、萬擔倉、五穀殿等許多糧倉。光緒年間，易俗河鎮已發展到48家大小糧行。其中郭、袁、唐三家實力最大；還有20家倉棧，計倉廒290多孔，倉倉穀滿，戶戶生財。
易俗河米市，除郭、袁、唐三家外，其他姓的小糧行也相繼湧現，到光緒年簡便發展到48家糧行，形成了一個大中小互相勾結又相互爭奪的局麵。1900年大米月調出量達到三萬至四萬擔，此時，易俗河糧積如山，船舶滿河，名馳京滬。
清光緒《湘潭縣誌》載：
湘南穀豆，鹹萃於此，乃至下遊舟載，逆挽來臻，富人建倉，輒儲萬擔，寄屯之息，歲至萬金，縣境最大市也。從正泰坪、人和街、古城街一帶，糧行挨糧行，其中以正泰、聚三、元吉幾家最大；慶豐、裕通、裕隆、大裕吉、大順、福和、德茂、阜康、裕太等糧行遍布街市。糧行裏辦事的有：上街先生，負責到城裏拉生意，接客人；下河先生，負責下河看樣，量斛打蕩；賬戶先生，負責拉盤，談生意。大糧行有十多個先生，小糧行有七八個先生。這些人都被稱為“行碼夫”，共有三百餘人，他們成立了組織叫“安懷堂”。
外埠客人購米靠糧行代收，寄入倉棧，各曰“寄倉”，一倉可寄五百擔，日租銀四兩。由於原來倉庫不夠用，唐、袁、郭三家和一些大亨紛紛建倉出租。共有倉廒298孔，每孔可儲500擔左右，共可儲大米15萬擔左右。緊張時租用民房，鋪上木板做臨時倉，名曰“地倉”。這些倉中以袁家的謙吉倉最著名，全棟48間，用《千字文》“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等48字，依次命名各倉叫作“天字倉”、“地字倉”、“玄宇倉”等等。
倉棧內附設碓坊，加工大米，共有碓場120餘家，洋屋碼頭一帶都是些較大的碓坊，其中最大的要數唐漢章石龍坊，有工人30多人，每天可加工大米190餘擔。還有一些小碓坊，人們稱之為“雞屎碓坊”。這樣的碓坊本錢薄，規模小，隻有兩三人做米。碓坊工人大都是從農村請來的。泥推脫殼，竹篩分類，風車揚糠，石臼舂米。7擔穀為一班推子，三天加工成白米。碓坊工人有500餘人，並成立了“永羊堂”。
易俗河米市還有許多碼頭，其中以郭氏“正泰碼頭”最為著名。現合作商店附近還有一塊麻石匾，上書“正泰碼頭”四字。
大量的穀米運進和輸出，裝船起卸，工作負荷增大，碼頭呈現出一派繁忙景象，也為勞動者開辟了生活之道。參加“黑籮會”搬運的有360擔黑籮，成立了“上元堂”。另外，袁思永還組織了一個“白籮會”，有籮500擔，都是由一些強壯勞力組成。白籮獨霸碼頭，穀米一到岸便隨時起貨。
大米的輸出主要靠帆船裝載。往常“湘鄉倒駁子”、“醴陵倒駁子”、“嶽陽鏟子”、“湖北丫梢”等，各埠帆船聚集河邊。但它們噸位小，載量少，周轉慢。後來本地人紛紛修造大船。著名的有陳六管、楊四衝、左伯荀等人所造的船，每艘可裝七、八十噸。共計有大船30餘艘，包括小船約有2500餘噸運載量。船工們成立了“迥瀾堂”。
穀米計量沒有磅秤，以斛量穀米，4斛為1擔，每擔穀128斤，每擔米173斤。計價以擔為單位。用竹箕擢米，倒入米斛，蕩平斛口為準。量斛入名曰“巨箕”，以鄧喬巨箕、劉九巨箕最著名。巨箕共有20餘人，成立了“平心堂”。
此外，行幫組織，還有木行的“全嘉堂”，送排的“上誌堂”，錢莊的“清怡堂”等等。由於米市不斷發展，糧行增加，易俗河便陸續建起了十八堂：十八堂又合議建一總堂，名曰“同一堂”，以調解行業之間的爭議和糾紛。為了控製和維持好米市的秩序，“同一堂”訂立了許多鄉規民約。現在碼頭石岸上還嵌有一石碑，碑刻：“易俗河穀米聚集之處，買賣憑行交易，鬥箕由行招募登冊給牌，公擇牌長總理其事，如有舞弊等情，為牌長是問，若未登冊無號牌者，不準在河穩斛。特此豎牌以記。”附近還有一“罰牌”，上刻：“今有船戶運米來市售卸，因起貨越規，凶毆不遜，比即鳴團理論，自知虧悔，甘願罰牌。光緒十九年十月吉日立。”
本地大米不能滿足市場時，商人便從衡陽、沫江、茶陵、攸縣等買穀運回易俗河，加工成大米後再出售。這樣的米稱之為“湖穀米”。外地米與本地米差別較大，開始，外埠客商搞不清，還可以假充真，湖穀由小河涓水上岸進入碓坊。有時則由小河經過山碼頭直運大河出售。稻穀源源不斷地運進，大米源源不斷地輸出。故流傳俗語：“易俗河的米，到岸即起。”那時，河裏船挨船，街上車擠車，糧行先生打樣，蕩斛，談生意，打算盤，忙過不停；挑籮的上上下下，來來往往：“巨箕”量米，客人唱籌；附近還有百餘家碓坊，推穀舂米，隆隆聲不絕，好一派熱鬧的景象。
1933年《湖南實業雜誌》載文：
易俗河之米市，每屆秋收以後，各縣各船鹹集於此，商賈爭利，帆影連雲，酒市煙寮，繁華特盛。
民國以後，米市開始走向衰落。為了扭轉米市的衰敗局麵，民國十六年，正泰糧行在五穀殿唱戲，從正月唱到三月，吸引了不少客商。但是，時間一長，奸商們便投機倒把，摻水摻砂，致使大米發潮變黴，信譽頓挫。民國十八年，謙吉糧行管家羅訓元運米去武漢，由於船工偷米摻水，導致13船2400擔大米全部發黴變質，損失巨大。同時，隨著外地米衝擊市場和本地優質米不斷減少，客商們開始體會到湖穀米不如鄉穀米，便不願意和糧行老板訂貨了，大米的銷售量漸漸減少。此外，量斛的巨箕大耍手法，出倉快，竹箕內的米倒入斛桶如旋風卷入，一蕩就倒，這叫做“起旋風”，100擔米可量出109擔。糧行先生打蕩，進倉慢，“蕩子”從斛口重重一刮，餘米盡下，叫“猛虎跳澗”；出倉時，“蕩子”按斛口重重一刮，餘米盡下，叫做“滾地龍”。客商運回去，數量不足，糧行兩頭牟利。糧行還采取誘賭的辦法，使客商輸掉貨款，空手而歸。有個叫唐德茂的糧行老板家，曾來了一位大客商，唐先是殷勤款待，然後誘賭，令其輸光而去。由於米市風氣敗壞，糧商逐漸減少，市場日趨衰落。但糧行老板唯利是圖，一遇災年，糧食歉收，他們就趁機囤積居奇，抬級抬價。有一首“讚獅子”歌可以證明其情景：“糧行老板把糧存，看噠糧價往上升，時間剛剛進五月，價錢到了五十零……”大概是每擔米五十吊錢。
1920年，長沙靖港米市逐步興旺，易俗河米市陸續被其“兼並”。潭衡公路通車後，中路鋪、茶園鋪一帶的大米開始運往衡陽等地。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黨法幣日日貶值，買米需要銀洋；許多糧行老板為躲避災難，好多跑到安全地方去了。不久，湖穀產地之一的湘陰鐵角嘴又出現了新的米市，易俗河米市更為蕭條了。到解放前夕僅剩幾家小糧販在街頭擺攤；吃行飯的人被饑為“撈箕客”。解放後，糧食實行統購統銷政策，米市完全消失了。
回顧米市中最大的糧行，要數郭家正泰糧行。老板郭花汀是易俗河有名的人物，曾作過十二都都團。母親尤氏娭毑有經濟能力，善於經營管理，加上郭家資本足，牌子大，交遊廣，又比較講究信譽和質量，生意火紅。郭花汀家門貼有一副對聯：“大家一書，生財有道；中華百業，商戰者強。”門前車水馬龍，室內笙簫悅耳，米客滿座，酒不空樽。1897年，郭倡議建“五穀殿”大廟，用漢白玉做對聯，鐫上“惠此南國，立我蒸民”8個大字。然而好景不長，隨著米市的衰落，“五穀殿”也如江河日下。郭花汀死後，一位與之聯營過的唐姓商人，作挽聯一首吊之：是吾好友，又屬同庚。沒奈何，冉冉光陰，一回相見一回老；
與爾聯營，幾番共事。猶恍惚，聲聲簫管，半入江風半入雲。此聯不僅是對郭花汀表示哀悼，也是對米市衰敗的哀歎。解放後，政府接收了謙吉倉、老倉和楊家倉，現在留下來的還有謙吉倉的老屋。
雨後春筍竹木市
晚清年間，易俗河竹木市場即已開始形成。但當時經營竹木的廠行不多，銷路也不廣，生意並不興隆。
民國初年，隨著當地工業和交通的發展，易俗河竹木業也逐漸得到發展，鎮上經銷竹木的廠行陸續發展到十多家，外地還時常有一些客商來往。
1937年7月蘆溝橋事變後，國民黨政府紛紛將一些工廠遷往後方，以保存實力。當時，如中央資源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等先後在湘潭興辦一些廠礦，易俗河逐漸形成戰時的竹木集散地，竹木業出現了繁榮局麵。1945年8月日寇投降以後，當地政府、工廠和居民為搶修被飛機轟炸所破壞的廠房和住宅，需要大量木材，大批山客雲集於此，鎮上的竹木廠增加，由原來十幾家發展到8家木廠、16家木行共24家廠行，年購銷量達十多萬立方米。因而易俗河竹木市場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麵。
在這興旺時期，一些外地山客排客，采伐竹木，捆紮成排，駕排千裏，前來這裏銷售。形成“秋定、冬伐、春送、夏放”的習俗。木排從衡州、永州、郴州、道州以及茶陵、攸縣等地沿湘江而下，停泊在湘江之濱；從雙峰、白果、神衝、登山(南嶽後山)、吟江一帶順涓江而下，也停靠在湘、涓河畔。數以萬計的原木、楠竹、板片，源源不斷湧向這裏，停泊於大江小河之間，上至金沙亭、趙家洲，下至鐵牛埠、掛嘴洲，西至萬壽宮、新街口，占去大片水域，形成一條長長的原木帶。岸上的木廠、木行所儲木材更是堆積如山。
木廠、木行也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上至潭衡公路的汽車碼頭，下至湘江、涓水彙合處的掛嘴洲，西至涓水的新街口，招牌比比皆是。
山客商人與木廠、木行老板洽談生意，成交愈快，周轉期愈短，賺的錢愈多，周而複始，本錢日厚，生意愈做愈大。有的木廠薄本起家，洽得山客同意，將木材銷售後，再結帳付款，互講信用。這樣年複一年，生意做活了，本錢做大了。有的木廠本錢大，購銷對路，發了大財，成為當地有名的富翁。山客銷售木材後，又帶上湘潭的貨物到山區去銷售，往返於千裏水路之間，也賺了不少錢。
木廠、木行老板的木材的存貨多，一般采取降低價格，薄利多銷的辦法做生意。有時候，沒錢人家來購買木材，也可“放帳”，定期上門結帳。木材缺貨時，則貨俏價漲。木廠直接購銷竹木，木行隻充當賣主和買主的經紀人，從中抽取百分之三左右作手續費。當時，一兩銀碼子(行語，相當於1.4立方米)，一般為8元左右，價格最低時，6元可買到100根杉篙樹；價高時每兩銀碼木材為60元左右，日寇犯湘時高達180元。價格雖然時起時落，但木廠、木行隨時應變，生意也未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