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永福領導的台灣抗日戰爭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它卻給侵台日軍以很大打擊，據日本學者統計：“日軍投入了四萬九千八百三十五人的兵力和二萬六千二百十四名隨軍夫役，付出了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近衛第二旅團長山根信成以下四千六百四十二人陣亡犧牲的代價，花了四個月時間，才勉強地占領了台灣”（藤村道生著《日清戰爭》，第179頁，台灣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據中方估計，侵台日軍傷亡的數字還更大：“侵台日軍共五萬人，因傷亡和疾病而遣送回國者達三萬二千人，其中死者四千六百人”（孫克複、關捷主編：《甲午中日戰爭人物傳》，第93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而日軍在朝鮮和中國大陸與清軍鏖戰八月餘；“傷亡為二千六百四十七人”（藤村道生著《日清戰爭》，第179頁，台灣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僅為在台灣作戰傷亡的一半強。從這個數字的對比來看，可見劉永福領導的台灣抗日戰爭對侵略者的打擊是何等沉重。
劉永福內渡後，輾轉回到廣州，兩廣總督譚鍾麟對他一如既往，立即準備安排他的職務，遂於1895年11月22日請示清政府，可否讓劉永福調署南韶鎮總兵？但劉永福此時已是身心俱疲，上稟稱病請求開缺回籍：“九月間由台內渡，因積受瘴濕，久病未痊，懇請開缺回籍調理。”譚鍾麟查明屬實，電呈清政府請旨。12月31日，清政府電諭：“南澳鎮總兵劉永福，著準其開缺回籍。”
甲午戰爭的慘敗粉碎了他對清政府的幻想和信心。劉永福在1895年底不顧譚鍾麟的極力挽留而毅然辭官，本身就是喪失信心的表現，李健兒在《劉永福傳》的自序中記稱：“乙卯歲，餘先君官欽縣，欽縣劉將軍故裏，因造劉將軍寓廬。”於是修建了如今的“三宣堂”。而隨劉永福的黑旗軍舊部赴台的二千餘人回欽的“亦有百餘人之多”。如何解決這百餘人的安頓？劉永福“欣然指示當年掊法之戰利品”用於其追隨者建造居所，就在三宣堂右側。此一舉措令黑旗軍將士“脫帽歡呼”。板桂街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生長了，它連同中國的曆史，就這麼一筆筆寫在了欽江邊上。
從此，扳桂街便有了喜怒哀樂和生活言語。
麵對四周鳥語花香的幽靜，潺潺流水的安詳，魚遊淺底的刻板，我心中充滿了惆悵和失落感，是嗬，曆史的雄渾，曆史的深邃，曆史的威武與大氣在哪裏？這裏如今破敗的一切絕不是扳桂街的曆史！
那位老人又用那種很奇怪的眼光望著我。在齊腰深的土坑中，他猶如一個力大無比的甲殼蟲，將一堆堆血紅的粘滿了汗腥曆史塵埃的泥土拱了出來，鑄就著一個夢寐了許久都還是朦朦朧朧的雕塑。他又像在發掘一段埋藏了許久，卻是記憶猶新的曆史，他明知在這淺紅的表土下埋藏著許多珍寶，卻是毫不吝惜地用他那把沾著鐵鏽腥味的，笨拙得毫無靈性的働頭在上麵亂刨，任憑那把破鋤頭把稀世珍寶碰得粉碎也毫不心痛。我定定地看著這位奇怪而固執的老人。遞上一枝煙，並為他點上。他深深吸了一口後說道，終於有人來看扳桂街了，我終於觸摸到了他內心的不悅。
他最煩那些小文人拍上幾張三宣堂的風景照，寫上幾篇小文章在報刊上一發，漫不經心地說這就是欽州了。老人說扳桂街被那些文人踩了多少回，他們居然不知道它的價值，扳桂街有骨頭呀，扳桂街才是文化才是價值。他們根本就不知道。
老人更厭恨那些到扳桂街盜寶的人。他親眼見有幾個穿著時髦的人從那片低低的屋簷上拆下了雕花。要知道，這雕花是百年多前江水如瀉，轟鳴如雷的欽江巨浪抖擻雄性的威風時，欽州黑旗軍人用熱情和驚天的動力打磨出的藝術珍品，這些藝術珍品是扳桂街曆史的見證，力量的結晶，神韻的化身，如果世人把這些曆史的珍寶掏完盜盡，這柔弱的扳桂街還有什麼依托，扳桂街不就成了一條普普通通的小巷？
我想與老人一起坐一坐，他既然再不肯抽我的卷煙，那我就感受一下從他身上散發出來的水煙的辛辣、泥土的芬芳、汗液的酸澀混合而成的特殊氣味，感受一下從他的固執與坦誠，博大與短淺的矛盾性格中折射出的曆史的深沉與凝重、悠遠與慘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