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今已矣，行將就木，恨不能起而再統師幹，削平醜類，以強祖國。兒曹均已成立，各宜奮發為雄，抱定強種主義，投軍報效，以竟予未了之誌，徜為國用，自宜竭力馳驅，不惜以鐵血鑄山河，強大種族，以期臻於五大洲最優美之國。若不能見用於時，亦宜將予之遺囑遍告當朝名公，求其入告大總統，務以尊賢任能為急務。遠小人，賤貨色，嚴邊防，慎取舍；旁求山林逸才，延攬智謀健將，惜民力以裕財源，養民氣以威夷狄；群策群力，以鞭笞天下，則天下之尚力者，自然入我範圍而不敢抗。如此，則國基鞏固，國勢富強。吾雖死，九泉之下，亦將額手而頌太和。
交代後事已畢，這個生於優患的農民兒子，因為艱難奮鬥一生，仍未能使國家富強，反而看到“國事日危，外強虎視”，隻得滿懷憂慮，撒手而去。
事後，劉永福的兒子劉成業、劉成文，孫子劉世漢等及重孫劉傳祖等發布訃告稱：
不孝世漢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顯祖孝中華民國廣東全省民團總長，越授英勇將軍，晉授雄威將軍，一等義良男，特旨補授三宣提督，禦賜金繡袍料，禦賜黑衣繡緞，禦賜食物，督辦三宣軍務，曆充防衛使，防衛副將。清授振威將軍，晉授建威將軍，記名簡放提督，賞戴花翎，奉旨統兵入衛，欽差幫辦台灣防務，禦賜福字，禦賜壽字，禦賞八絲緞褂，特授閩粵南澳鎮總兵，調補河南南陽鎮總兵，廣東碣石鎮總兵，統領福字全軍，依博德恩巴圖魯淵亭府君，慟於民國六年（1917年）一月九日，即陰曆丙辰十二月十六日卯時，薨逝正寢。距生於清道光丁酉年（1837年）九月十一曰寅時，享年八十歲。
嗚呼，三宣堂悲慟，扳桂街掛滿了七星黑旗。
劉永福的鞍前馬後們穿上了黑衣，披上了孝麻。
於是，一批多年跟隨劉永福南北征戰將士們便在憂傷中留了下來，成了扳桂街的永久居民，在這片赤紅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將美麗欽州灣的慘烈，當作神話一代代往下傳誦，塑出了一種非常特殊的性格。當我了解了這一切，那位老人眼中顯露出的古怪神情，對扳桂街的一切頂禮膜拜的崇敬，以及珍寶般的嗬護，對黑旗軍曆史的虔誠，我便能理解了，因為老人畢竟是黑旗軍將士的後裔。
於是，扳桂街成了我心中的一道風景。
任何美麗的東西，如果不挖掘出其文化的、曆史的、哲理的內涵，隻能是一具空殼。它猶如一個號稱“瓷”的美麗瓷器，隻是在土坯或是其他東西塗上了一層仿瓷的東西，耐不住推敲的。
劉永福不得不含淚向朝廷寫下了求生屯田的奏章，可以想象，當時的情景肯定是極其淒涼悲壯的，這些南征的將士浴血奮戰，日日夢親人，盼回鄉，大功一旦告成，他們又走上了不歸路，由於這段特殊的動人心弦的史實，在最終回到故土的將士們在扳桂街的演變發展過程中，不知不覺地派生了無數的傳奇和故事，在很多情況下，真實地反映了屯軍將士在日後的發展
交融中的不同心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扳桂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曆史事情，成為了欽州灣文化和外來文化一個重要的交會點。
在扳桂街的第二天午後，陽光在巷裏時隱時現。在一條巷子與另一條接頭的拐彎處，我遇到一位推著手推車的老頭，硬長方形方盒很深，不會輕易看見裏麵的東西。車上立著一塊紅漆木牌，寫著“陳氏麻糖”四個遒勁的魏碑字，一看就知道字是有來頭的。老頭咧開嘴，一口牙齒清晰整齊，保養極好。他笑了，遞給我四包紙袋裝好的麻糖，從我手中接過一塊錢。
麻糖有上百年曆史的，這老頭一家人就是吃著麻糖活在世上的。旁人對我說。
老頭就是祖籍湖北孝感、黑旗軍陳氏的後人。他家裏隻剩下一個很小的時候因高燒變傻的兒子，妻子因病早逝。家傳手藝到這一代是戛然而止還是另授外人，這個問題撲朔迷離。這些當然是後來聽說的。我所見到的是麻糖一鍋一鍋熬出來，每天隻有一鍋，然後賣掉。老頭推著一鍋麻糖，繞著欽州街轉，即使賣完了，他也還照樣轉，轉到天暮回家。
老頭推車在前麵，我不遠不近地尾隨。他喊著“麻——糖——，麻糖”，朝街的另一頭走去。他走得慢，我也很慢。他叫賣的聲音順著巷子的路和牆爬，爬到更廣袤的空氣裏，爬到午睡醒來肚子空泛了的耳裏。不時有一張門、幾張門同時打開，鑽出一個小腦袋或者是中年婦女梳著發髻的頭，走過來喚一聲“陳公”或“陳叔”，然後拿著紙袋喜滋滋地走進了門。互相說話的聲音，清脆地擊破扳桂街的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