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卷），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一九九一年正式出版，在理論界、史學界得到好評。現在，經過曆時六年的較大幅度的修訂和補充，出了新本，改稱為第一卷。新本出版，正值黨的十六大召開的前夕。為迎接十六大，無疑促成了此書修訂和審定的及時完成。但是，此書不是急就篇，不是敷衍應景之作，而是多年細致的研究和編寫工作的成果。這種以紮實的成果來迎接十六大、迎接各種政治性紀念日的做法，是值得提倡的。在理論界、學術界提倡這種紮實的作風，有助於反對和克服形式主義。
這是第一點感想。
第二點感想，關於修訂。一本得到好評的書，為什麼又要修訂呢？這是因為，從一九九一年此書出版到現在，已經有十一年時間，在現在這個急劇變化的時代，這不算很短的時段。在這個時段裏，就黨史研究來說，新的曆史資料不斷有所披露，有所發掘，新的研究視野不斷有所開拓，有所調整，新的研究成果不斷湧現。比如說，卷帙浩繁的大型資料書《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和《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相繼問世；黨的領袖人物和重要骨幹的一大批選集、文集、傳記、年譜、日記、回憶陸續出版；兩位主持上卷編寫的大師的遺著《胡喬木回憶毛澤東》、《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整理出版；還有史學界不少引人注目的相關著作分別出版。一本權威的黨史，能夠無視這些成果，而保持原樣不動嗎？隻有依據新的曆史資料、新的曆史經驗、新的曆史視角，不斷修訂和補充已經出版的權威著作，並且做得認真，做得合乎水準，才能保持權威性。否則，就會失去權威性。
曆史是已經過去的事情，是不會再變了的，但是，對曆史的研究卻永遠屬於現在，永遠在發展變化中。從現在看曆史，較之於從當時看曆史、從過去看曆史，必定有新的高度、新的認識、新的領悟，就需要新的修訂、新的補充、新的著作。
新本《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一卷，作了哪些修改和補充，孫英同誌作了很好的介紹，石仲泉同誌答記者問作了詳細的介紹。黨史界許多同誌都表示稱讚，對中央黨史研究室的這項工作表示感謝。實際上許多同誌都或多或少直接間接地參與了修訂工作。是不是還有應該吸收但沒有盡收進來的成果和意見呢？難免會有。那就留待今後來修訂吧。
第三點感想，關於百花齊放。
現在這部權威本的《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一卷，是一朵美麗的大紅花。但是，紅花雖好還需要綠葉扶持，一花雖好還需要百花齊放。這本黨史是一部通史性質的著作，供黨的廣大高中級幹部和黨內外理論工作者、學術工作者閱讀。通史的長處在於通。但是黨史研究有廣闊的領域，全麵貫通的研究之外，還要有各種橫斷、縱斷、某事、某人的五花八門的專題研究。權威本通史的編寫和修訂，要廣泛吸收這些專題研究的成果，以求豐滿和生動，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完全概括這些的成果，否則就會喧賓奪主，淹沒主線。所以，通史著作和專題著作要百花齊放。
通史著作，在篇幅上，既要有大型的（像這部著作這樣的），又要有小型的（像《中國共產黨簡史》那樣的），還要有中型的（像《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那樣的），甚至也可能需要有特大型的。長短詳略各異的黨史通史，也要百花齊放。
那麼，在同屬通史的範圍內，在篇幅相等或相近的情況下，不同的研究機構、不同的研究人員，是不是可以寫不同的本子呢？我認為是可以的，是需要的。因為讀者的範圍可以有所不同，研究的角度可以有所不同，史料的選取可以有所不同，述史的框架可以有所不同，論史的展開可以有所不同。就是說，同屬通史，篇幅相近，但是各具特色，可資比較，所以也需要百花齊放。
當然，要有兩個條件。一個是政治方向。百花齊放要以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為政治前提，背離這個根本前提，如李君如同誌剛才所說，搞亂黨史（像“文化大革命”中那樣），搞臭黨史（像蘇聯垮台時那樣），那是不能允許的。一個是質量水準。方向對頭、質量夠格、確有特色之作，才是我們提倡的；低水平重複之作，東抄西剪之作，是不能提倡的。
所以，我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曆史》、《中國共產黨簡史》、《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為權威本，權威來自編寫的質量，權威來自審定的程序。既是權威本，當然要讓它們為最廣大的讀者所知曉，所閱讀，就是說，向廣大讀者應大力推薦這些權威本。但是，權威本不是“定本”，不能定於一版而應不斷修訂，也不能定於一本而應多本並存。黨史研究和著作要百花齊放。
這三點感想，不知道是不是正確和有益，請大家批評指正。
二○○二年十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