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人告訴主人說：“煙囪要改曲，木材須移去，否則將來可能會導致廚房火災。”
主人聽了不以為然，沒有做任何表示。
不久，主人家廚房果然失火，四周的鄰居趕緊跑來救火，最後火被撲滅了。於是，主人烹羊宰牛，宴請四鄰，以酬謝他們救火的功勞，但是並沒有請當初建議他將木材移走煙囪改曲的客人。
有人對主人說：“如果當初你聽了那位先生的話，今天也不用準備筵席了，而且沒有火災的損失，現在論功行賞，原先給你建議的人沒有得到感激，而救火的人卻是座上客，真是很奇怪的事呢!”
主人頓時省悟，趕緊去邀請當初給予建議的那位客人來吃酒。
隻有獲得這樣的認識，持有這樣的觀念，我們才會虛心，才會有所進步。
毫無意義的規章製度
有一位名叫羅傑的美國工程師，在讀統計數字時，發現美國境內的鐵軌寬度統一為4英尺8．5英寸——看來是一個很合適的寬度。但是，是什麼確定了這個莫名其妙的數值呢?
經過一番調查，羅傑有了一些有趣的發現：
美國鐵路的第一批建設者，就是那些修建市內有軌電車的人。有軌電車使用的十幾年間工作得很好，而有軌電車建設的早期，許多製造公司是從馬車生產商轉產而來的。他們帶來了生產馬車的技術、經驗和尺寸。而美國的馬車是從英國來的，英國的國家標準規定：馬車的標準輪距是4英尺8．5英寸——這個尺寸，正好可以讓兩匹馬並行拉車。
一直以來，沒有人去改變這已經毫無意義、不合時宜的標準。
存在決定意識，意識影響認知，認知決定觀念，觀念影響認識。
倒空杯子
有一位學者向一位著名的禪師問禪，禪師以茶相待。禪師把茶水緩緩注入這個學者的杯子裏，一直到杯子滿了。
他停了一下看看這位學者，學者並沒有急著去喝茶。稍後，禪師又繼續注水。
這位學者眼睜睜地望著茶水綿綿不斷地溢出杯子，直到流到桌子上到處都是，他再也沉默不下去了，他終於開口說道：“大師，茶水已經滿出來了，請不要再倒了。”
禪師意味深長地對學者說：“再倒一些吧，說不定能夠更多一些呢!”
學者笑著說：“杯子已經滿了，您再怎麼倒也倒不進去了。”
禪師說：“說得有道理啊!你就像這隻杯子一樣，腦子裏裝滿了你自己的想法，你如果不先把自己的杯子空掉，叫我如何對你說禪?”
勇於創新者，往往善於接納新觀念和新事物；虛心納新者，往往也更能尋找到創新的動力和源泉。
三位紳士
三位上了年紀的男士正在談論他們的孫輩50年後會怎樣評價他們。
第一位先生說：“我想我的孫子們這樣說：‘他在商業上是成功的!”
第二位說：“50年後，我希望他們說：‘他是一個忠於家庭的人。”他問第三人，“50年後，你想要他們怎樣評價你呢?”
“我?”第三個人說道，“我想要他們這樣說：‘他看上去一點兒也不老。”
健康的身心、宜人的環境，是生命的重要組成部分。
著名的告別話
在生活中，說“再見”的機會跟說“你好”一樣多。這個不幸的事實曾被概括為：“相遇、結識、戀愛，然後又分離，在許多人心中留下憂傷的記憶。”
在一個人要離開的時候，主觀意識上會出現一些意味深長或荒謬可笑的預感。所以，很多人都是先留下訣別的話，然後才依依惜別。
既然已決定要說“再見”，問題在於如何把這句道別的話說得恰如其分。
英國大詩人拜倫曾寫道：“當永別人世時，所有告別話會一湧而出。”
最令人心碎的道別話，要數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一劇中，羅密歐所說的一段台詞：“晚安，再見!分別竟是這樣一種甜蜜的悲哀，我要念叨著晚安、再見……一直到明天。”
英國前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在談到他在英國首次公民投票選舉中獲勝的感受時說：“1940年5月10日那天晚上，在這場權力之戰剛開始時，我便掌握了國家大權。此後5年零3個月的世界大戰中，我運用這個權力為國家辦了許多事。當我就職期滿時，我們的敵人無條件投降了。由於英國選民們要求進一步管理國家大事，我隨即離職。”
此後，又過了好些年，丘吉爾對死神笑臉相迎：“我已做好去見上帝的準備。至於上帝是否想在召見我之前還要磨煉一下我，那是另外一回事。”
英國大作家蕭伯納是個現實主義者，他臨死前對護士說：“小妹妹，你盡心竭力要讓我活在世上，正如保存一件老古董一樣。但是我已不中用了，生命即將結束，我正走向死亡。”
美國最有名的刑場訣別詞，要算民族英雄內森·黑爾所講的那段話：“我唯一感到遺憾的是，我隻有一次生命獻給我的祖國。”
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現在做的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而當我們終於要向它告別的時候，才明白對與錯。
別開生麵的告別
被譽為“音樂之父”的著名音樂家海頓，曾經擔任過斯合哈奇公爵府邸樂隊的隊長，領導著30名樂手。
有一天，公爵突然決定遣散這支樂隊，這就意味著海頓和30名樂手將要丟失飯碗。樂手們一時心慌意亂，不知所措。
海頓心想：公爵決定過的事情一般是很難更改的，無論怎樣央求，都無濟於事。想來想去，突然靈機一動，提筆譜出了一首《告別曲》，準備拿到遣散會上，作為一次獨特的告別演出。
這是最後一次為公爵演出，因為決定已經宣布，樂手們已經萬念俱灰，但看在平時和公爵在一起的情誼上，還是十分賣力地演奏起來。
樂曲開始時歡快、優美、輕鬆怡然，將樂手與公爵的美好友誼表達得淋漓盡致，公爵不由得感動起來。漸漸地，樂曲由明快轉為平緩，又由平緩轉為黯淡。悲愴的情緒起來了，像秋天的濃霧一般在大廳裏彌漫開來。
這時，一名樂手停了下來，吹滅了樂譜架上的蠟燭，站起身來向公爵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後悄悄地離開。
接著，又一名樂手以同樣的方式離開……樂手們一個又一個地相繼離開了。最後，空蕩蕩的大廳裏隻剩下海頓一個人，旁邊一枝蠟燭在黑暗中靜靜地閃爍著。
海頓停止了指揮，默默地朝公爵深深鞠了一躬，慢慢地轉過身去也要離開。
這時，公爵的情緒已達到了頂點，再也忍不住了，大叫起來：“海頓，這是怎麼回事?”
海頓平靜而又誠摯地回答：“尊敬的公爵大人，這是樂隊的全體同仁在向您作最後的告別啊！”
公爵突然醒悟過來，幾乎流出眼淚說：“啊，不!請讓我再考慮一下。”
就這樣，海頓和30名樂手，靠演出《告別曲》的奇特氛圍，使公爵將他們留了下來。
聚會，不是為了再一次的分手；再見，是為了再一次相見。
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溫納美國哲學家詹姆斯說：“你應該每一兩天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這是一個永恒不滅的真理，是人生進步的基礎，是人們上進的階梯。支持詹姆斯主張的人很多。參議員艾夫斯有一句名言：“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
先解決最難的問題
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龐德，在年已九十之時，每天仍到他的辦公室去工作八小時。他的秘書說：“他很衰弱，但是每天逼著自己從他住的地方走過兩個街口到辦公室來，這段路要走一小時，他卻一定要走，因為這使他自覺有成就感。”
一天，有個法學院學生從龐德院長辦公室裏出來，捧著一大堆書，一臉不高興地低聲抱怨說：“總是這一套。我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他可以用一個是或否回答，卻給我十幾本書，說可以在這些書裏找到我所要的答案。”
龐德後來說：“這就是我學到的讀書方法，艱難費事的方法。那孩子如能好好地鑽研這些書，他就可以真正了解這個問題，將來也許會成為一個好律師。”
優秀的專業人員和成功的名人差不多都是不畏艱難，全力以赴。文藝作品代理人布蘭特在一次約會中說：“請等一下，我要打個電話。有一件很討厭的事要做，要早點把它解決掉。”多數人遇到討厭的事，總是盡量拖延不做。布蘭特卻表示：我學會了不畏艱難，我所遇到棘手的事，差不多每天都有，我就把它先解決，那麼這天的精神就會愉快得多，工作效率也好得多。
並不是想象中那樣困難
我們一旦正視困難，就很可能發現它並非我們所想象的那樣麻煩。有個名為瓊斯的新聞記者，極為羞怯怕生。有一天，他的上司叫他去訪問大法官布蘭代斯，瓊斯大吃一驚，說道：“我怎能要求單獨訪問他?布蘭代斯不認識我，他怎肯接見我?”
在場的一個記者立刻拿起電話打到布蘭代斯的辦公室，和大法官的秘書說話。他說：“我是《明星報》的瓊斯。(瓊斯在旁大吃一驚)我奉命訪問法官，不知道他今天能否接見我幾分鍾?”他聽對方答話，然後說：“謝謝你，一點十五分，我按時到。”他把電話放下，對瓊斯說：“你的約會安排好了。”
事隔多年，瓊斯提到：“從那時起，我學會了單刀直入的辦法。做來不易，卻很有用。我每次克服了心中的畏怯，下次就比較容易一點兒。”
大丈夫不從流俗
畏懼也可能有別的表現，例如不願說出與別人不同的意見。多數人不願在眾人說“是”的時候挺身說“否”。為什麼?是不應該有誠懇的異議嗎?詩人愛默生曾說：“大丈夫不從流俗。”他說的不是怪僻癲狂的人，而是坦然無畏申述己見的人。許多人所謂的“難事”可能隻是坦白說出自己的意見。
可是也有比坦白直言還要困難的事。有人問愛因斯坦他對理科學生有什麼忠告，他毫不遲疑地答道：“我要勸他們每天以一小時的時間排除別人的意見，自行思考問題，這件事不易做，卻很有收獲。”
每日做點困難的事情
人類的頭腦在強行使用之下，常會有極優良的成果。它可能創造出貝多芬的奏鳴曲、一出《哈姆雷特》、一枚火箭、電視機、米開朗基羅的雕刻、摩天大樓、金字塔。但是必須苦思探討，才能有結果。
考驗自己的地方很多。“每日做點困難的事”，可能是指讀一本艱深的書，強令你運用思想。
一個新聞係學生問名專欄作家亞當斯：“你簽訂合同，要每星期寫五篇專欄文章時，你怎能有把握每星期想出五項新意見?”
亞當斯回答：“如果容易到有把握的程度，這份工作就沒有興趣了。正因為我每天早晨要苦心思考意見，才能使我認為我不是白拿薪金。”
學生追問下去：“如果想不出意見呢?”
亞當斯說：“我就坐下來強迫自己動筆。”
任何人每天都有難題需要處理。那些最寧靜、最快樂，大體說來最成功的人，就是那些一旦遭遇困難問題就迅速處理的人。這種不畏艱難的方法，到頭來是達到心神泰然的最好方法。
尋找你的未來●［美國］吉姆·羅奇明 延雄譯當我還是個十幾歲的小小少年時，爸爸就極力勸阻我將來成為一名啤酒商。他終其一生都在為當地的啤酒廠釀製啤酒，卻幾乎難以糊口，就像他父親和祖父釀酒為生所遭遇的一樣。他甚至不想讓我靠近啤酒缸。
所以我按照他的願望行事。我學習成績不錯，考上了哈佛大學，並於1971年攻讀研究生，得以同時學習法律和商務兩個專業。
在研究生院讀二年級時，我突然有所感悟。我想，除了上學，我還從未做過什麼事，卻要去為今後的一生作出職業選擇，由此感到越來越大的壓力。這很荒唐。未來會過早地將我一網打盡，比我希望的要早得多。
於是在我二十四歲那年，我決定中途退學。不用說，我的父母認為這是一個愚蠢透頂的想法。可我強烈地感到，你不可能等到六十五歲時才去做你一生中想做的事。你必須設法去找。
我卷起鋪蓋，踏上旅程，到科羅拉多州的“走向野外”組織當了一名教員，這是一個野外教育項目，這份工作我做起來得心應手。由於要進行大量的爬山攀岩訓練，我四海為家，攀登個不停，從西雅圖郊區的山崖到墨西哥地區的火山，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跡。
我從不後悔花時間來“發現自己”。我覺得，如果我們能在二十幾歲時用五年時間來決定我們今後的有生之年到底想做什麼，那我們所有的人都會幸運得多。否則，我們隻會作出別人替我們作出的選擇，而不是自己把握命運。
在“走向野外”組織幹了三年半之後，我準備重返校園。我完成了在哈佛大學的學業，到波士頓谘詢集團謀到了一份高薪工作。這是一個智囊機構和商業顧問公司，然而，我在那兒僅僅工作了五年，便又開始滿腹疑慮。我將來五十歲時還會想做這份工作嗎?
我記起從前的某一天，爸爸在清理我們家的小閣樓時，曾偶然發現了寫在已經發黃的紙片上的幾種古老的釀製啤酒的祖傳配方。他曾對我說：“如今的啤酒基本上都是水，上麵漂浮著一些泡沫而已。”
我也這麼認為。如果你不喜歡喝大批量生產的美國啤酒，那麼你就隻好選擇時常是已經跑了氣的進口貨。我想，美國人花數目可觀的錢，買到的卻是劣質啤酒。為什麼不就在美國本土為美國人釀製上乘的啤酒呢?
我決定辭職，去做啤酒商。當我把這件事告訴爸爸時，我原指望他會高興地摟住我，為釀酒傳統的複活而激動得熱淚盈眶。可他卻說：“吉姆，這是我所聽到過的最沒勁的消息！”
最後，爸爸像當初堅決反對我一樣，轉而全力支持我：在我1984年開辦波士頓啤酒公司時，他出資四萬美元，成為我的新公司的第一位投資商。我則把自己的十萬美元積蓄投了進去，另外還從朋友和親戚那兒籌措了十萬美元。我走出原先豪華的辦公室，去做一個啤酒商，這個過程有點像爬山：興奮、自由、恐慌。我所有的安全網絡都已不複存在。
啤酒釀出後，我還麵臨著一個最大的難題：如何把它送到啤酒消費者的手中。批發商們不約而同地說：“你的啤酒太貴了；再說也沒人聽說過你有什麼名氣。”於是我便琢磨，我必須創造出一個新的品牌：美國工藝啤酒。我需要一個高雅而且能夠得到公認的名字，所以我就以那位曾經幫助發起過“波士頓傾茶事件”的釀酒商和愛國英雄塞繆爾·亞當斯的名字為我的啤酒取名，叫“塞繆爾·亞當斯”。
我意識到，要把這個名字推銷出去，唯一的辦法就是直接將啤酒賣給消費者。我換上自己最好的名牌西服，把公文皮包裏塞滿啤酒和冰袋，便開始向各個酒吧出擊。
大多數的酒吧招待員以為我是國內收入署的工作人員。不過隻要我一打開公文皮包，他們便留意起來。我跟我見到的第一位酒吧老板講述我的故事——我是如何想到用我爸爸的祖傳秘方開這間小小的釀酒廠的。他聽了之後說：“小夥子，我喜歡你的故事，不過剛開始我還不相信你的啤酒會真的那麼好。”
這真是一個美妙的時刻。
六個星期之後，在“了不起的美國啤酒節”上塞繆爾·亞當斯波士頓淡啤榮獲美國啤酒最高獎。其餘的事情就不說了，都已成為曆史。當時可沒想到會出現這種情況——究竟是什麼使然?不過最後，我注定做了—名釀酒商。
一生的時機很漫長，所以不要急於為將來作出決定。生活不會讓你把什麼都計劃周全。
畫楊桃●維祖念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我得了一場大病，在家休養半年。父親為了慰我寂寥，教我讀唐詩、下圍棋，還教我學畫畫。他是嶺南畫派祖師爺高劍父、高奇峰的弟子。嶺南畫派是吸收西洋畫技法的，因此我學畫自然要從素描入手，畫雞蛋、茶杯、水壺、香蕉……父親對我要求很嚴，要我認真忠實於素描對象，一絲不苟。從輪廓到光線的明暗，都要盡量準確。“你看見那是怎樣的，就得把它畫成怎樣，不要想當然，畫歪了它的模樣。”他老是這樣叮囑我。
休養完了，回校複課，升上了五年級。有一次上圖畫課，老師把帶來的兩個楊桃平擺在講壇上，要我們對著寫生。
教室是按學生的高矮編排座位的。在全班裏我是較矮的幾個當中的一個，座位編在前排靠邊的地方。講壇上那兩個楊桃的一端正對著我。從我所處的角度看去，那五棱楊桃的輪廓就根本不像楊桃，而是五個角的什麼東西了。
唉，要是能給我換一個座位，讓我從別的角度去畫就好啦！可是我隻能坐在編定的座位上。忠實於自己的眼睛和物體的狀貌，把自己的所見如實地畫出來，別人會相信那是楊桃嗎?我要不要按自己想象中的楊桃模樣去畫呢?
不！父親的叮囑還在起作用：
“你看見是怎樣的，就把它畫成怎樣的，不要畫歪了它的模樣。”
到頭來，我還是老老實實地照畫了。畫得很忠實，很認真，而且還相當準確。當我把自己的這幅習作交出去的時候，有幾個同學看了，都哈哈大笑：
“瞧，他畫出個什麼來了?”
“嘻嘻，楊桃是這個樣子的?”
“倒不如說是五角星吧！”
“哈哈，畫楊桃畫成了五角星……”
老師把我的習作要過去看了看，又走到我的座位坐下來，審視了一下講壇上的楊桃，然後走到課室中央，高舉起我的習作向同學們發問：
“這幅寫生，大家說畫得像不像?”
“不像！”同學們齊聲回答。
“它像什麼?”老師又問。
“像五角星！”幾個同學應道，同時發出了嘻嘻哈哈的笑聲。
老師的神情變得有點兒嚴肅，半晌，再問道：“畫楊桃畫成‘五角星’，好笑麼?”
同學們摸不透老師發問的意思，大都不敢回答，唯有剛才笑得最響的那幾個不知好歹，齊聲答道：
“好笑！”
老師於是下令：“說好笑’的同學，請離開座位，站到前麵來！”
剛才還嘻嘻哈哈的幾個同學不知道將要發生什麼事，曲麵相覷，遲遲疑疑地站起來走到講台前一字兒排開。
這時，老師走到我身旁，要我讓開座位，然後對那幾個同學說：
“來，你們排好隊，走過來，輪流坐到這位置上。”
他們隻好聽從命令。
“好啦，現在你看看那楊桃，像你平時想象中的楊桃那個模樣嗎?”老師對頭一個坐到我座位上的同學問道。
“不……像。”
“那麼，像什麼呢?”
“像……五、五角星。”
“好，你站起來。下一個……”
老師讓這幾個同學回到自己的座位之後，隨即和顏悅色地對全班同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