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說，首先，中國文字具有相當的神性。漢語——漢字的特點是以大概念為綱，注重隸屬關係。如牛，是大概念，然後有牛肉、牛奶、牛皮、牛油、牛毛、牛氣、牛市、牛眼、牛耳、牛犢……的從屬概念。同時有黃牛、水牛、犛牛、乳牛、奶牛、公牛、母牛的從屬概念。而英語裏則大異其趣。牛是cattle,水牛是buffalo，公牛是bull，母牛是caw，小牛肉是veal，牛排、一般牛肉是beef，牛油是butter……從中我們找不出同一元素與從屬關係來。我以為中國的儒家思潮那種特別注意尊卑長糼從屬與輩份的觀念與漢語漢字的這方麵的特性有關。我們至今也喜歡強調小道理服從大道理。而西文首先強調的是具體，是實證主義，是歸納具體事例證據與統計計算實驗結果。西方寫信封是從人名開始寫，再住址，再城鎮，再州府，再國家。而中文恰恰相反。中國的思維方式是從大到小，從本質到現象，西方的思維方式是從小到大，從現象到本質。漢語漢字自來有，自然生出尋求大概念——根本概念——終極概念——至上概念與唯一概念，即至上本質與唯一本質的趨動。這樣的概念——本質是中國的哲學目標，是中國的神學，是中國的準宗教道德經終於成為道教的經典，誇張一點說，這樣的概念就是中國文人的上帝。例如道：道是本源也是歸宿，是法則也是天心天意，是主宰也是人生的總依據。
我們來自道，回到道，我們的一切由道決定，我們的禍福吉凶全看是不是符合了道。我們的最高價值其實也是道：殉道，殉道者，這是非常崇高的令人肅然起敬的稱呼。我們是概念——觀念崇拜，是崇拜宇宙的本質與概括，崇拜主宰著宇宙和人生的本質、概念、規律、道理；而不崇拜特定的神格化的人或人格化的神。佛教所崇拜的佛陀釋迦牟尼原是印度王子，是人的神格化，是人的得道成神佛。觀音、文殊、普賢、地藏莫不如此，都有人格的前身。觀音有男身女身之說。文殊有童身智慧之說。普賢有騎白象之說。地藏有來自韓國之說。基督教則有聖母瑪麗亞無玷而生耶穌、還有耶穌出生在馬廄與釘到十字架上之說。神乎人乎，這在許多宗教的曆史上都引起過激烈的思想衝突、教派衝突、信仰衝突與族群衝突。如一種宗教或兩種宗教，都承認同一個“主”，但一派承認某聖徒，另一派絕對不承認那個聖徒，以至搞得互相不共戴天。但中國式的對於概念本質的半學理半玄思半其實是少半信仰的討論，更多的是用智慧、用辯才、用深刻的抽象功夫，有時也用詭辯，取代信仰主義的激情、火爆與排他，更取代群體性崇拜的規模聲勢效應。在人類文明的早期，大家都有一個尋神造神，至少是尋問終極的需要，即一個尋找起源、歸宿、永生、主宰即世界與眾生的至上主人——lord——的要求。
這是一種內趨力，一種尋神尋主尋根尋歸宿的趨動與衝動。許多地方的終極關懷都是沿著尋找聖人神人，尋找天命天使，尋找聖徒的方向而努力的。比如說耶穌，比如說釋迦。他們都聲稱自己是神之子正在成佛，被接受為神佛，都有教訓、理念、道德、善行、苦行、靈異，都能創造奇跡，為人之所不能為。這證明他們是具有神格神的救世救人心願、神的品性與功力的人，最後他們都變成了神或佛，變成了具有人格的神佛。但是中國春秋戰時代的哲人，有一種不語“怪力亂神”的傳統，有一種“六合之外，存而不論”的默契。尤其是其中的老聃，尋主尋終極的努力不是沿著尋找奇人——天使——救主的方向，而是沿著思想推演、概念發育發展豐滿的方向。中國哲人追尋的是名，是概念，是文字。老子後來說得好，無以名之，強字之曰道。而孔孟等，有的名之曰德，有的名之曰仁，有的名之曰義。殺身成仁，舍身取義，這也是把仁與義至上化的努力。老子的概括則是道，道才是一切，是概念之王，概念之上帝，概念之極限。簡單地把道的理念歸結為造神的過程，又是大錯而特錯了。其一，老子不受群體性規模造勢的崇拜熱潮的左右，他特立獨行，言論冷靜高超。其二，老子不僅有此一個方向的過程，即尋找至大至上至高的神性概念的不斷升華不斷玄妙的過程，而同時具有另一個過程，把至高至上至大至神的概念拿到生活中來，拿到塵世中來，和光同塵一番，拿來養生、養心、保身、治國、安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