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心高氣傲的柯達四處尋找翻身的機會時，一個天賜的良機終於降臨到柯達的頭上。
1998年，當時的中國政府麵對負債和虧損累計近百億元、千瘡百孔的中國感光業，已經無路可退，再拖下去，整個感光業將岌岌可危。對此，中央政府鄭重表態，外資可以進入中國感光業，但是，要采取“全行業合資”的形式。中央對此非常重視，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親自關注此事。
應該說，當時的中國政府首先考慮的是富士，而不是柯達。因為富士與中國企業的合作由來已久，許多廠家的生產線都是從富士引進的。但富士顯然無意接下這麼大的爛攤子。1986年，汕頭市公元廠斥資320億日元從富士購得一條塗布生產線，用於生產彩色相紙和膠卷。那時，公元廠的人就在猜測：為什麼富士交給汕頭的是一個技術水平、整個流程水平相當高的廠？是不是它有某種想法，為下一步做準備？
但公元的“猜想”很快就被現實擊碎了。20世紀90年代初，公元廠利用富士生產線生產出來的膠卷，較之富士膠卷根本不具備競爭力。不但如此，富士銷售給公元廠的生產線較之原產的價格明顯偏高。由於生產線的技術和設備限製，絕大多數的原材料公元廠隻能咬牙用高價從富士那裏購得，幾個方麵的因素致使公元廠迅速背上了48億元人民幣的債務，將公司壓得喘不過氣來。這時，廣東省朱森林省長帶著汕頭公元廠的管理層曾訪問日本，希望獲得幫助。但他們要會麵富士領導層的要求竟沒有得到什麼回應，富士認為公元廠出現的問題已經不關他們的事了。
這件事情成了富士與中國企業之間的一道難以愈合的傷口，富士低估了這樣的冷淡對於自己以後的中國戰略所帶來的連鎖反應。
而柯達公司卻抓住了這個難得的機遇，從而獲得了競爭的絕對優勢。當時，在中國市場的份額不及富士的柯達自告奮勇地向中國政府伸出了橄欖枝，成就了一個空前絕後的項目，以企業對政府的方式，完成了對整個中國感光行業的合作。
這的確是一個空前絕後的工程：投入10億美元，一口氣吃下六個廠，跨越6省市——遼寧、天津、上海、江蘇、福建、廣東，3個行業；談判相當複雜，牽涉地方、部門和中央的廣泛程度讓人吃驚。中央政府為此專門成立中央協調小組，由“兩委三部”組成——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化工部、輕工部、外經貿部，由當時的吳邦國副總理任協調小組組長，國家經貿委副主任李榮融具體協調。
時任副總理的朱鎔基與柯達前總裁裴學德親自拉開了合作的帷幕，“98協議”宣告誕生。“98協議”成就了柯達在中國感光行業的領先優勢，除了柯達自己，沒有人能夠撼動這一地位。
在這份排他性協議到期的時候，也就是2001年前，柯達在自由競爭中保持和擴大領先優勢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時刻都展現得更為明顯。截至2001年，柯達在中國市場占有率飆升到幾乎超過富士一倍，中國成為柯達全球第二大市場。
在今天看來，“98協議”實際上是奠定柯達在中國勝局的第一根支柱。通過對合作企業的改造，再加上在上海的相機、衝擴機廠和研發中心，柯達在中國形成了從民用、專業、磁記錄到醫療的全係列生產係統。2002年，富士重返中國之時，柯達膠卷在中國市場上的占有率已經攀升到60%，而富士在中國市場則淪為二線品牌，無法與柯達抗衡，隻能和中國樂凱、日本柯尼卡、德國愛克發等廠家爭奪剩餘的40%的市場份額。
富士具有日本公司的顯著特點，即非常重視投資回報，因而其戰略部署常顯謹慎。富士對中國市場的成長潛力和速度缺乏足夠的信心，害怕在投入了大筆資金，背上效益堪憂的中國感光材料企業的沉重包袱後，獲得收益不能和投入成正比，甚至虧損。而這一特點反映在企業決策方麵，則暴露出其“沒有長遠規劃”的弱點。一家聲名顯赫的世界級企業，在一個全球一致看好的中國市場上沒有一個長遠的戰略規劃，顯然是極其危險的。一著走錯，滿盤皆輸。1998年博弈的失敗為日後的發展前景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