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左宗棠正30歲，對國家前途憂心忡忡，寫了四首《感事詩》發抒他的忿懣：
愛水昏波塵大化，積時汙俗企還淳。興周有誥構朋飲，策漢無謀徙厝薪。
一怒永維天下祜，三年終靖鬼方人。和戎自昔非長算，為爾豺狼不可馴。（其一）
司馬憂邊白發生，嶺南千裏此長城。英雄駕馭歸神武，時事艱辛仗老成。龍戶舟橫宵步水，虎關潮落曉歸營。書生豈有封侯想，為播天威佐太平。（其二）
王土孰容營狡窟，岩疆何意失雄台。癡兒盍亦看蛙怒，愚鬼翻看導虎來。借劍願先卿子貴，請纓長盼侍中才。群公自有安攘略，漫說憂時到草萊。（其三）
海邦形勢略能言，巨浸浮天界漢蕃。西舶遠逾獅子國，南溟雄倚虎頭門。縱無墨守終恁險，況幸羊來自觸藩。欲效邊籌裨廟略，一尊山館共誰論？（其四）
在第一首詩中，左宗棠明確擺出自己的觀點：“和戎自昔非長算，為爾豺稂不可馴。”對付掠奪成性的帝國主義侵略者，卑躬屈膝求和決不是可行的策略。
第二首詩是讚頌抗英英雄林則徐、鄧廷楨等。他們堅決抗敵，並不是為了“封侯”等等私心雜念，而是為了愛國。“書生豈有封侯想，為播天威佐太平”。不僅是林則徐，一切愛國的知識分了在外敵入侵時，都應該團結起來，共同抗敵。
第三、四首既歎奸佞之徒引狼入室，朝中袞袞諸公束手無策，又歎自己空有一番才略，報國無門。“一尊山館共誰論？：”一名鄉村窮塾師，誰能聽取你的意見呢？
時局不僅沒有好轉，不久英軍艦又駛往浙江沿海，相繼占領了鎮海、寧波。左宗棠在山村中聽到了這些消息，越發憂慮。他寫信給賀熙齡說：“國家就敗壞在幾個庸臣、奸佞之手。竟沒有一個敢說話的人。時局壞到這樣，真是古今未有！”他還抱希望於林則徐，認為隻有林則徐複出，收拾局麵，還能固守東南半壁。但他也慨歎：“恐怕逋翁是出不來了。”他還說：“天下沒有不能辦好的事，沒有不能戰勝的敵人，也不是缺乏會辦事、能克敵製勝的人物。”無疑，他認為西方列強是可以戰勝的，他也有雄心為國馳驅，求長治久安之策。但他也認識到：“目前局勢敗壞到這樣，要改變朝廷中昏庸腐朽的現狀，一時是不可能的。”他隻有慨歎“國家前途茫茫”，也漸漸由積極變為消極。
第二年（1842年），英國軍艦由吳淞口沿長江長驅直入，開到南京城下。清朝廷在大炮口下與英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江寧條約》，割讓香港，賠償鴉片煙款，五口通商，承認領事裁判權和內河航行權等。鴉片戰爭是西方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第一戰。實際上清軍並沒有認真作戰，隻是挨打。《江寧條約》簽訂，從此我神州大好河山就陷入英、法、俄、日、德等帝國主義包圍、瓜分的局麵。
左宗棠在小淹聽到這一連串不幸的消息，既氣忿又憂傷，他向賀熙齡說：“時局到了這步田地，真夢想不到，古今所未有，縱有能人出來，也無能為力了。”他感到世事茫茫，前途黯淡，思想變得十分消沉，想找深山僻處，隱居下來。
鴉片戰爭中，左宗棠隻是一個二十幾歲的鄉村教師，“身無半畝”的平民，但也是“心憂天下”的愛國者，懷著滿腔報國熱情，積極地為抵抗外國侵略出謀劃策，幾乎達到了狂勢的程度。他難道沒有考慮到他自己的卑微的地位嗎？他恐怕是太不自量力了。但是，他的哲學是“盡其在我”，他是“知其不可而為之”，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在儒教傳統下的一項優良品德。當然，他的意見不會被采納，他的善良的願望不可能實現。一些可怕的結果卻出現了。於是，他想逃避這醜惡的現實。“苟全性命於亂世”，這是諸葛亮的哲學。但是時代已不同，要找一個桃花源已不可能了。諸葛亮終究會被請出來。這是時代的不幸，也是時代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