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是素以諸葛亮為楷模的，用一句諸葛亮在《前出師表》中的話：“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諸葛亮是處於蜀漢小朝廷，蜀漢的興亡，對中國的意義不大。這時的中國形勢，比蜀漢時期要危急得多，有亡國滅種的危險。全國人民飽經戰禍的熬煎，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他們最迫切的希望是，國家能統一，內亂能停止，社會能安定，各民族、各階級階層、各地區、各教派能團結一致，發奮圖強，共同抗禦外侮，然後才能取得長治久安、民富國強的局麵。麵對這般危急的形勢，麵對全國廣大人民的希望，左宗棠和他的這支部隊能有所作為嗎？誰能挽狂瀾於既倒？且看曆史的發展和結果。
從道光三十年（1850年）太平軍起義開始，到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奉命西征的十餘年間，正是海內外多事，天下形勢亂紛紛，神州勢將覆亡之際。在這期間有五支主要力量在中原角逐：太平軍、撚惲、回軍，湘軍和清朝廷直屬的勢力（八旗、綠營和其他地方兵勇團練）。淮軍實質上隸屬於湘軍。湘淮軍雖然也隸屬清朝廷，但它其實是一股地方力量，從它的興起，清朝廷就從來沒有將它看作自己親信、可靠的力量，既需要利用它，也對它疑忌。如果湘軍領袖願意的話，它也完全可以獨立。在當時形勢下，要挽救中國的危亡，最理想的情況就是，五種力量聯合起來，捐棄前嫌，組成“愛國統一陣線”，團結對外。但這種理想是太“現代化”了，當時是不可能，也是不切實際的。太平軍、撚軍和回軍，彼此可以聯合，但也隻能是暫時的聯合，因為他們彼此之間的政治信念、宗教信仰等完全不同。至於他們和清軍則絕對不可能聯合。他們是“造反者”，造反的目的就是要推翻清王朝，彼此是勢不兩立的死對頭。至於湘軍，它從屬於清王朝，在它取得勝利後，未嚐不可以反戈一擊，但是當它和清軍並肩作戰時，希望它和其它各派聯合起來，那也是不可能的。以曾國藩為首的湘軍領袖尊崇儒學思想，和太平軍的崇“耶酥教”、排斥儒、釋，撚軍的排儒、回軍的崇奉穆斯林教，都是格格不入的。在和平時期，不同思想信仰、不同教派的人，互相團結，彼此尊重，這是可以做到，也是應該作到的，但是戰爭既已爆發，要再團結起來，彼此消除隔閡，那就困難得多了。
當國家四分五裂、內戰不息時，是根本不可能有效地抗禦外侮，更談不到收複失地的。既然互相鬥爭的各支力量不可能團結抗敵，那麼，在當時的危急情況下，其中必須有一支強大的力量，有一位強有力的人物，執行比較開明、正確的政策，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然後才有可能一一擊敗對手，統一中國，團結各民族、各階層、階級的人民，整軍經武，發奮圖強，鞏固國防，收複失地，使東西方列強不敢再隨意欺淩中國。這是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人民誰也不願意國家長期陷於分裂割據的局麵。 我們來客觀地探討一下，從道光、鹹豐到同治年間，有沒有這樣一支強大而開明的力量，有沒有一位有遠見的、英明的、強有力的領袖人物，能夠完成這樣一項偉大而艱巨的任務，滿足全中國人民的希望呢？
在探討、比較當時五支力量優劣得失之前，必須拋開一切成見或偏見，不設立預定的框框，而隻能采取客觀的、實事求是的、曆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和觀點，才可能得出比較正確的結論。例如，我們不能從大漢族主義觀點出發，認為統一中國隻有漢人才有資格，因為漢族占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隻有漢族才能把中國搞好。這種觀點是不符合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則的，也不符合曆史實際。曆史上有些少數民族曾統治過中國，而且有些統治的成績也很好。例如清代滿人統治，康熙、雍正、乾隆朝代，國家富強，版圖擴大，稱為盛世；元代蒙族統治的早期，國勢也很興盛。至於從更早些的曆史來看，南北朝、五胡十六國，遼、金、夏，有許多少數民族建立的國家。上溯到周、秦以前，孟子曰：“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得誌行乎中國。”那時的少數民族，東夷、西戎、南蠻等等，隻要有本領，都可以來中原當皇帝，後來許多少數民族都融合於漢族，漢族其實是一個多民族的溶合體。
其次，既不能說隻有中央政府（清朝廷）才有統一全國的權利，也不能說隻有反政府力量才能是統一者。這要根據當時各支力量的具體情況來分析，優勝劣敗，曆史是無情的。在封建時代，許多人，特別是生活過得去的中上層人士，希望社會穩定，國家長治久安，不同情叛亂，擁護中央政府，貧苦大眾則站在反叛者一邊。現代人寄同情於“反叛者”，因為他們是受封建政權的壓迫而起義造反的，是革命者。也有些史學家認為或希望，這些造反者將能建立一個革命的、進步的政權。然而曆代農民運動領袖，包括回民和其它少數民族上層分子，所建立的政權，無論是成功的，還是半途夭折的，仍然隻能是封建政權。這不能責怪這些領袖們。唯物主義有一條基本原則：存在決定意識。曆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在某一社會裏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的製度。在當時的中國封建社會中，生產力水平低下，農民和廣大人民都不可能產生進步的資本主義和工人階級思想。即使農民運動勝得了，或是少數民族如回族、苗族等的起義勝利了，建立的仍然隻能是封建性質的政權。 毛澤東說：“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尤其是在清未道光、鹹豐、同治、光緒年代，當時的中華民族與列強的矛盾處於壓倒一切的地位，階級矛盾隻能處於從屬地位。首先考慮的是如何挽救全民族的危亡。中國被瓜分了，哪一個民族，哪一個階級，哪一個地區和集團，都不會得好處，都同樣是滅頂之災。所以，盡管我們主觀願望良好，希望在中國能建立一個革命政權，一個由農民運動創建的、比封建製度進步的資產階級甚至社會主義政權，來領導全體人民救亡圖存，但是現實的社會情況還不可能有這樣的政權。當時中國人民所能期望的，隻是有一支強大的力量，一位強有力的領袖人物，不管是什麼民族、階級階層、宗教派係、南方北方，但要求他們能統一中國，執行比較開明的政策，團結各族人民，打退東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維護祖國的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這才是符合全體中國人民的利益的。 在排除一切成見和偏見之後，我們且來研討一下國內各派力量的情況，客觀地分析他們之中有哪一支或幾支力量有可能勝任和完成全國人民迫切的願望。
先從太平軍這支最早興起的力量談起。太平軍於1850年初起義時，攻城陷地，勢如破竹。各地人民在封建政權長期壓迫之下，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對起義者抱有很大的希望，紛紛響應。不過3年，太平軍就攻占了江南大片土地，定都於金陵。它是清朝建國以來聲勢最大的一支起義軍，也是全國人民寄予最大希望的一隻力量。但是可惜太平軍的領袖們犯了一係列重大錯誤：在政略上，沒有建立一套符合民心、有進步意義的政治綱領，反而迷信外教，排斥數千年中國人民信仰的儒、釋、道教，喪失了廣大人民的同情心；在戰略上，攻一城棄一城，不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建都天京後，不積極組織力量北伐，卻偏安一隅，內部又逐漸腐化，濫封王爵，爭權奪利，甚至互相殘殺。這樣的政權當然不可能興盛發達，終於為強大的湘軍所戰敗。太平軍失敗的原因和教訓，在本書第二十三章中已詳細討論，這裏不贅述。廣大的中國人民，特別是漢人，對太平軍的失敗無不抱有惋惜之感。一則是因為太平軍初起時，是被壓迫的人民，是革命者；二則是因為漢族受少數民族滿族統治200餘年，一直受歧視和壓製，廣大漢人從漢族主義出發，希望以漢族為主的太平軍恢複漢人對中國的統治。但是，曆史是無情的，太平軍由於種種失誤而失敗了，人民的希望落了空。在五支力量中它是最先失敗的一支。
其次，研究一下撚軍的情況，這裏需要較詳細地談一些。撚軍是山東、河南、安徽農村間的一種秘密結社，在嘉慶年間就已形成。有人認為是“白蓮教”的餘黨。它稱為“撚”，據說是農村中迎神賽會時要將紙搓成紙撚，以點燃油燈，撚黨即是乘這紛亂之時起義。撚黨的初起，並沒有明確的政綱和長遠的目標，隻是受清朝廷壓迫，饑寒交迫的農民為求生存而掙紮的組織。他們不過搶奪一些財物，目標是一些有錢的地主。當時人描述撚軍的行動是：“不過饑窮烏合之徒，所至遮略剽殺，過城寨不攻，遇大軍則走。”清政府早就嚴禁撚黨活動，但他們分散而零星，不造成重大威脅，因此也未予重視。撚黨仇視地主富人，也仇視知識分子。據撚黨內傳說，撚黨是東漢高士範丹的後代，範丹極窮，但他卻在孔子窮困時借糧給他，救了孔子的命。孔子後來升官發財，卻賴範丹的債。讀書人都是孔子的後代，所以撚黨仇視地主富人，也仇視讀書人。這個傳說當然無稽，漢代的範丹怎能借糧給春秋時的孔丘？更本質的問題是一個新政權要取得成功，無論在政治、軍事、建設等方麵，都需要知識，需要吸收廣大的知識分子參加；無原則地排斥知識分子，無疑是一項根本性的失誤。
撚軍的組織，每一股謂之一撚。小撚數人或數十人，大撚二三百人。豐年農民有口飯吃，就少鬧事；遇到災年，民不聊生，撚軍活動就頻繁起來。鹹豐三年，太平軍到達長江流域；不久派北伐部隊橫越淮北，撚軍活動隨之高漲。但是太平軍一路上沒有發動和組織農民，與撚軍也沒有緊密的聯係。鹹豐三年六月，黃河在開封以東決口，魯西南、皖北和蘇北遭到嚴重災害，農民無路可走，於是撚黨發展起來，小撚並成大撚，群雄並起。其中以皖北的大頭目張洛行勢力最大。因為是在中原地區，逼所京畿，這時就引起了清廷的嚴重注意。
撚軍有一些特點，它在中原聲勢雖大，但各地各股撚軍各自為政，沒有統一的組織和領導。張洛行雖在皖北稱雄，對其它地區的撚軍卻無權領導。別外，它不打硬仗，經常奔起流動，飄忽無常。這樣可避免強大敵人的捕捉和聚殲，但是這樣就不能建立根據地，也無法消滅大量敵人，這就成為一個很大的弱點。
撚軍的領導者出身十分複雜，有些領導者率領被壓迫的農民，與政府軍鬥急到底，不愧為農民革命的英雄。但有些領導者是投機分子，想乘亂世來撈一把；有些本來就是地方上的土豪惡霸，攫取了撚軍的領導權。不幸的是，有一些重要的撚軍頭領就屬這種人物。他們反複無常，沒有堅定的政治信念。例如自稱“大漢盟主”的張洛行，出身地主家庭，當過私鹽販子。他最初聚眾造反後不久，就接受清政府“招安”。後來又造反，清政府派人勸他投降，他又動搖了。他迷信算命占卦，找人占了一卦，卦裏說，投靠清軍不吉利，他這才下決心不再受招安。撚軍與太平軍有聯係與合作的關係，張洛行曾在皖北幫助陳玉成作戰，洪秀全封他為沃王。陳玉成敗後，部將遵王賴文光、扶王陳得才率部隊經河南入陝西，與撚惲合流。太平軍與撚軍合作，對清政府曾造成很大威脅，但太平軍也吃過大虧。主要原因也是由於撚軍的領袖靠不住。一個例子是李昭壽，他原是鄂皖邊境的撚軍小頭目，一度歸降清軍，後來又投入太平軍，成為李秀成的部將。張洛行的撚軍與太平軍合作，就是由他牽的線。他的部隊紀律鬆弛，很多人吸鴉片煙，並且掠奪財物據為己有。陳玉成要殺他，李秀成卻保護了他。鹹豐八年（1858年）太平軍攻破清軍江北大營，李秀成調李昭壽守滁州。李昭壽到駐地後，立即向清將勝保投降，還鼓動同夥薛之元也投降，使天京被包圍，對太平軍造成了極不利的影響。李昭壽降清後官至提督，幫同清將領袁甲三剿撚。另一個是苗沛霖，他原是安徽鳳台的秀才，曾在家鄉組辦團練，和撚軍作戰，是撚軍的對頭。清政府看他剿撚積極，封他為道台，命他督辦安徽省團練。他曾隨袁甲三攻打張洛行的撚軍，因為沒有獲得更高的權位，對清廷不滿。當英法聯軍侵入北京時，他認為“造反”時機已到，就一麵攻打安徽巡撫翁同書駐地壽州，一麵和撚軍聯絡，同時表示要歸順太平軍。太平軍立刻封他為“奏王”，張洛行也同意與他聯合。鹹豐十一年他攻陷壽州城，俘虜了翁同書，然而這時同治帝即位，回到北京，太平軍又在安慶戰敗。他認為形勢不妙，暗中向勝保投降。同治元年三月，當張洛行的撚軍與太平軍聯合圍攻穎州（阜陽）時，苗沛霖突然從背後向張洛行攻擊，致使張洛行全軍潰散。四月，陳玉成在合肥兵敗，突圍北走，他不知道苗沛霖已叛變，進入壽州。苗沛霖將他和隨從抓起來，獻給清朝廷，陳玉成因而犧牲。陳玉成是太平軍末期最有為的一位領袖，這次太平軍吃的虧更大。苗沛霖也沒有得到好報，不久又造反，因為已完全孤立，清軍很快就將他和他的部隊消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