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全境已經回歸祖國版圖，左宗棠也已離開西北了，他永遠不會再回西北來了，西北人民懷念他，他在西北的事跡也已寫完，但是還有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他在荒涼的西北留下了一片美麗而壯觀的景色，即世所豔稱的“左公柳”。
左宗棠素來重視植樹，特別是來到西北後，看到遍處是荒山禿嶺，戈壁沙漠，愈益感到植樹的重要。西北幹旱缺水，人民生活窮苦，燃料缺乏，更濫施砍伐；所以種樹、養樹都極端困難。左宗棠下了決心，以西征將士為主，由地方官民大力協助，在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的廣大地區普遍種樹，定下嚴格的獎懲辦法，植苗者還要負責澆水、成活，因此取得了很大成功。所植樹種除少數經濟作物如桑樹外，多數是易於長活成林的柳、楊、榆樹等。據光緒六年的部分統計，由陝西長武至甘肅會寧縣東門外止，約600裏，共種植成活樹26.4萬餘株；其它各地如安定、環縣、會寧、平番、狄道、大通等州縣的零星統計，共種樹成活三四十萬株。加上河西走廊和新疆所種樹，當在一二百萬株以上，這在當時幹旱缺水的西北，已是蔚然可觀的成績了。
左宗棠還特別重視在官道兩旁植樹，由潼關往西，經邊界的長武，通過涇州、平涼、蘭州，穿過河西走廊，西出玉門、安西，直達哈密、烏魯木齊以西，是一條長達三四千裏的官道，也是西征軍行軍、運輸糧秣、裝備的必經要道，也是來往行人客商的通道。這是一條不寬的土路，有些地段要通過高山峻嶺，有些則要通過戈壁沙漠。西北的風沙是有名的，不要說是土路，就是城堡也能被風沙淹沒。如靠近戈壁的安西州，多年來飛沙堆積，到同治年間州城東西兩麵已與城牆齊平。左宗棠命守城官兵、民夫由城堞逐漸開掘，直到城根，將黃沙掘淨，下了大功夫。又如哈密到吐魯番有一段官道，風沙特別厲害，當地人稱為“妖風”；“妖風”一來，沙石俱飛，有時人馬都被風卷走，無蹤無影。正如唐人岑參詩雲：“一川碎石大如鬥，隨風滿地石亂走。”關內風沙雖小些，但道路也常被風沙埋沒，行旅不便，所以保護這條通道至關重要。不僅軍事上急需，也對便利商民來往，促進各地貿易交流有重要作用。道旁和山坡植樹可以防護風沙，保護路麵，鞏固路基，防止水土流失，當然還有調節氣候，改善景觀，行人駝馬在烈日下有遮蔭之處，等等好處。
為了保護好這條幾千裏長的官道，除了沿路植樹外，又在各地新築和加寬了一些主要路段，如平涼府東大路，寬十餘丈，植樹四五層，三路並行，參天合抱。有些路段太險窄，如托克遜到喀喇沙爾有一段羊腸小徑，兩峰壁立，下臨深淵，就命官兵錘石鑿險，修整出較平坦的道路。又在天山險處，修建護攔；沿路還建造了木石結構橋梁不計其數。每隔若幹裏，在路旁設立一所台站（驛站），供行人和將士休息、飲食，站內派兵勇駐守，儲備柴草食物，並在附近汲井疏泉，樹立裏程碑牌，示知路程遠近，還派兵丁在沿路巡邏。這樣就保證了行軍便利和行旅的安全。據當時人的記載，這條荒涼古道，從前是“西出陽關無故人”，而今商旅載途，熙熙攘攘，從歸如市。
經過一番慘淡的經營，幾年之後官道兩旁和山坡上的樹木都長大了。左宗棠看到蘭州東路所種的樹已密密麻麻，行列整齊，宛如綠樹城牆。他心中大樂，寫信給友人談及種樹的艱苦說：“種在山坡高阜的樹，須勤澆水，要澆過三伏天，才能免枯槁，又不能摻用苦水，用水實在花了大力氣。”平涼有一塊“各軍營種樹記”的碑，碑文也記載了當年植樹之不易：“惟時搜集枝杆，越山度壑，負運艱苦。樹藝伊始，每為遊民竊拔，牲畜踐履。……諭禁之，守護之，灌溉之，補栽之。……吏士暴露，不知幾費經營。”
光緒五年（1879年）原任浙江巡撫楊昌？罷官在家，應左宗棠奏薦，來蘭州接替已故劉典幫辦陝甘軍務的工作。在他的想象中，西北是一片荒涼景象，大漠冷落，飛沙走石，人跡稀少。當他進入陝甘境後，看到大道兩旁楊柳成行，高聳雲天，濃蔭蔽日，枝頭鳥鳴蟬噪，春意盎然，路上行人喧闐，宛若塞外江南，大出他的意外。高興之餘，就吟成一首詠左公柳的詩《恭誦左公西行甘棠》：
大將籌邊尚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
新栽楊柳三千裏，引得春風度玉關。
唐詩人王之渙《出塞》詩末聯雲：“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描寫塞外的冷落淒涼：黃沙、白雲、荒山、孤城，春風難度。楊昌？的詩一反其意，塞外一片春意，春風已飛度玉門關了。西征軍以湘軍為主，後來湘軍士兵在新疆留下的不少，一時曾有“小湖南”之稱，首聯也是紀實。楊昌？將詩呈送給左宗棠，左宗棠讀詩後掀髯大樂。
光緒六年，左宗棠從哈密回蘭州，一路上看到道旁已經榆柳成行，從嘉峪關到蘭州，除了堿地和沙磧外，“拱把之樹，接續不斷”。蘭州東關所種之樹，“密如木城”。由蘭州進京，經過西安時，他向陝西巡撫馮譽驥（展雲）談起西北植樹的重要和他植樹的經驗，希望馮譽驥繼續這項事業。馮譽驥欣然應命。此後陝西植樹又有了發展。
同時人和後來的旅行者對“左公柳”都有一些美麗的記述，如隆無譽在《西笑日觚》中記載： “左恪靖命自涇州以西至玉門夾道種柳，連綿數千裏，綠如帷幄。‘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恍然見古人造句之工。”
德國人福克曾去哈密謁見左宗棠，當他進入陝甘交界的長武縣時，看到了左公柳，他在《西行瑣錄》中記載說：
“左爵相命於大路兩旁盡栽樹木，業已成林，直到新疆境內，連成一片。路頗平正。”繼而讚歎道：“厥功偉矣！”
又有一位西方人米尺利，應左宗棠約往陝甘查礦。他記述一路所見，說：“路過一山，高約九千五百尺，而驅車甚易，無跋涉崎嶇之苦，於以見左侯辟路之功為不小也。查陝甘兩省道路，較諸湖北湖南幾有霄壤之別。自此路迤邐至蘭州府而至肅州，道旁悉有嘉樹蔭庇，橋梁林立，亦甚修整，莫謂亂後無人了此大功也。”
他還守候在路旁，統計過往行人車馬數目，在兩小時內經過有重馱馬驢160匹，駱駝70頭，馬牛車24輛，騎馬者29人，人車9輛，豬30頭，牛20頭，真是一派繁忙景象。他指出美中不足之處，是下雨天道路泥濘，難以行走。
左宗棠離陝甘後，繼任總督楊昌？秉承他的意旨，對沿道官柳悉心照顧，嚴禁斫伐。有人在上海出版的《點石齋畫報》上繪了一幅左公柳的圖，題為《甘棠遺澤》，並寫了一篇短文，記述它的興衰和現狀：
“昔年左文襄公開府秦中，曾飭各營兵士就秦關內外驛路兩旁，栽種樹木，十餘年來，濃蔭蔽日，翠幄連雲，六月俎暑者蔭NFEAA於下，無不感文襄之德庇而稱道勿衰。迨文襄移節兩江，都人士睹景懷人，不忍剪伐；而無賴之輩往往乘間砍以斧斤，致同牛山濯濯。有心者因培養無人，不免有榮枯之感。近者楊石泉製軍素蒙文襄知遇，曩年隨文襄出關時曾目擊情形，自製軍繼文襄之任，事事以文襄為法，無異蕭規曹隨。乃令將此項樹木重為封植，複嚴飭兵弁加意防守。今當春日晴和，美蔭蔥籠，依然與玉關楊柳遙相掩映。從此手澤在途，口碑載道，誦甘棠之三章，千載下猶遺愛焉。”
此後二三十年，左公柳遭斫伐的情況益加嚴重，遊曆者都十分惋惜，但是一路上仍能保持壯觀的景色。據葉昌熾於光緒二十八年的《緣督廬日記》中說：
“左文襄治軍陝甘時，自陝之長武，西至肅州，2000餘裏驛路，皆栽白楊。昨在長武，日中即受其蔭。然為饑民剪伐過半，缺處已不勝煩熱。自過涇州，一路濃蔭如幄，清風徐來。聞西行樹愈密，真甘棠之遺愛也。” 斐景福（伯謙）於光緒三十一至三十二年流放新疆，在所著《河海昆侖錄》中也有一段記載： “仆人購薪引火，有枯枝幹脆易燃。詢之，乃盜伐官柳，聞而傷之。涇州以西達蘭州，夾道楊柳，連蔭三千餘裏，左文襄鎮隴時所植也。凡苦鹵不毛之地，旋植旋萎，沃土則薈蔚幹霄，逾數抱。柳三五株，間以白楊。……奈守土之官不告誡愛惜，山河荒僻，剪伐多矣。”
他慨歎之餘，還發現沿途墩房張貼了禁止伐樹的告示，文字卻很雅致：
“昆侖之陰，積雪皚皚。杯酒陽關，馬嘶人泣。誰引春風？千裏一碧。勿剪勿伐，左侯所植。” 斐景福接著發了一陣牢騷，說：“羅穆倩刺史挽公聯雲：‘食性我能諳，白菜滿園供祭饌；濃陰公所茇，綠陽夾道迓靈旗。’昔賢經緯萬端，洪纖悉寓精心，十年培之而不成，一日複之而有餘。今昔之感，豈為此依依者耶！”
清朝最後一任新疆巡撫袁大化在辛亥年（1911年）還看到多處左公柳，他在《辛亥撫新紀程》中記載說：
“自出潼關西來，柳蔭夾道，皆三十年前左文襄西征時種植。……華陰以西，夾道左公柳尚茂密。間有被土人偷伐者，亦地方之責也。左公柳甘界尚整齊，無甚短缺。自平涼以西，左公柳夾道繼續，拳屈瘠薄。……紅城驛夾道楊樹高十餘丈，左公督陝時種植，多為奸民剪伐。有未伐者，高聳插天，幹直無枝，枝亦被人斫去。”
那時距種樹已經40年，還能看到“柳蔭夾道，高聳插天”的景象。但是左分柳被殘害、破壞，也已達到嚴重的程度。 民國初年謝彬遊新疆，一直到阿克蘇，還見到左公柳。遊記中說：“湘軍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連綿不斷，枝拂雲霄，綠映行人。”
以後，左公柳的命運就日益陵替了。由內地到西北，先是修通了公路，後又有鐵路和飛機航線，那條漫長而寂寞的絲綢古道已變得冷落荒涼了。雖然有些公路路段利用了古道的路線，但是加寬路麵、加固路基的工程，不免會將沿路樹木斫伐。這一“柳蔭夾道，枝拂雲霄”、連綿數千裏的塞外勝景，兼具有近代史中中國人民英勇抗禦外侮的愛國主義精神的古道，因為缺乏有心人的認真保護，經過100餘年的滄桑，現在已零落難覓了。
雖然如此，關心左公柳的人一直很多。抗戰時期，由於宣傳建設大西北，曾有一首歌曲流行於大後方，歌詞首句是：“左公柳拂玉門曉，塞上春光好。”是羅家倫作詞，趙元任作曲，當時許多青年人都會唱這首歌。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有人在甘肅安西縣三道溝（離縣城約90裏，離玉門約60裏）看到老樹10株，樹上釘木牌，楷書“左文襄公手植”。他寫信告知了《左文襄公在西北》作者秦翰才。80年代有人看到平涼郊外公路旁還有左公柳，綿延數十裏。酒泉公園中則隻剩四棵左公柳，其中一棵在離古泉五六米的地方，枝幹挺拔，鬱鬱蔥蔥，依然秀麗動人。
1990年4月，作者隨全國政協視察團到甘肅蘭州、武威、敦煌等處視察，特意尋訪了左公柳。在蘭州市東黃河沿岸一條幽靜的小路上，有一排柳樹，共9株，約三四人合抱，樹幹高約20餘米，枝葉披拂，濃蔭蔽日。樹四周用水泥欄杆保護，有標牌上書“古旱柳”。據甘肅省博物館介紹，這就是左公柳。作者與同遊者劇作家吳祖光、音樂家吳祖強兄弟、漫畫家及文物家畢克官，老醫生劉誌明、音樂家江定仙，指揮家嚴良？等在左公柳前攝影留念。在武威雷台前路旁有一株百年古柳，當地人告知作者，這也是左公柳，作者也留影紀念。
1986年八九月間，作者曾去新疆，當年濃蔭蔽日、翠幄連雲的左公柳景色是看不到了，但見天山白雪皚皚，烏魯木齊城一派繁華景象；吐魯番葡萄架下，火焰山前；喀什噶爾的巴紮灘頭，各族人民親密團結，因而深深懷念先文襄公西征偉業，成詩一首：
大將揮師出玉關，風沙莽莽定天山， 敵騎已竄窮荒外，楊柳猶依古道旁。 許國不辭身後謗，成功始見世途難， 丹心長伴邊城月，還照梧塘屋數間。
詩雖不工，但表示作者對先文襄公崇敬之忱。下麵引一首宋伯魯的詩，伯魯字子鈍，陝西醴泉人，光緒十二年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監察禦史，著有《海棠仙館詩集》15卷，是有名的詩人。這首詩題是《將至肅州追懷左文襄師》，我們就以這首詩作為記述西征事跡和左公柳的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