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趝字蘭洲，湖南嶽陽人，以前跟隨左宗棠西征新疆，立下功勞。他精明強悍，是一位愛國者。光緒七年（1881年）任台南道道員。中法戰爭期間，堅守台南，法軍始終不敢進犯。就在他被查辦的前幾個月，法軍艦隊停泊在安平海麵，艦隊司令通過英國領事約他去艦上會見，意思無非是欲加以威脅、恫嚇，不戰而占領台南。他的部下勸他不要前往，以免上敵人圈套，他卻認為必須去，如不去，敵人必以我為膽怯，我豈是膽小怕死的人！他在去法艦之前，預先作了布置，叮囑守將說：“如果有警，立即開炮轟擊法艦，切不要考慮我個人的安危。”
他登上法艦與法軍司令會見後，法司令果然威嚇他說：“台南城小兵弱，你們怎能抵擋我軍進攻？”
劉趝傲然回答道：“今日相見，不談軍事問題。至於城小兵弱之說，城譬如土，兵譬如紙，唯有民心強勁如鐵。我們萬眾一心，何畏你區區法軍！”
法司令無言可答。劉趝喝足了法國香檳，盡醉而歸，台灣人傳為美談，對劉趝也格外尊重。台灣人民見到劉趝遭受投降派的打擊，蒙冤含屈，無不痛心疾首。台灣史傳詳細記載了這一冤案，大書：“士論冤之。”（連橫：《台灣通史？劉趝列傳》）打擊劉趝，實際也是打擊左宗棠。宗棠心裏自然明白，但他權不在手，加之老病侵尋，也無能為力了。
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1885年6月4日），李鴻章和巴德諾在天津簽訂了屈辱的《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十款，承認越南為法國的保護國，給予法國在廣西、雲南通商的特權，包括減稅等利益，規定以後中國在這兩省修築鐵路時，要與法國協商會辦。由於法軍在戰場上戰敗，沒有索取“賠款”，並答應從基隆和澎湖撤兵，投降派認為麵子上已過得去，條約立即得到清廷和慈禧的批準。
這項條約不僅不敢抗議而且公然承認法國占領越南，又打開中國西南大門，使法國人得以長驅直入。這項屈辱的條約是在戰場上得了勝利之後簽訂的，真是世界外交史上的奇聞！
中法和約的簽訂，是對左宗棠的一個重大打擊。他聞訊後悲憤無比，但回天乏術，無可奈何。他以古稀之年，多病之身，來到抗法前線，全憑著一股愛國熱忱，而今戰事已經結束了，屈辱的條約已簽訂了。投降派不但不以為恥，反而氣焰囂張。他們兩員抗法部將卻遭到不白之冤，種種事實無不使他痛心疾首。他原是奉命來閩督辦福建軍務，抵抗法軍侵略的，現在法戰已了，留在福建沒有必要了；加之他的身體也愈來愈壞，精神上的打擊更使他疲憊不堪。五月初七日，即中法條約簽訂後10日，他上疏請求回京複命，並懇求開缺回裏治病。朝廷賞假一月，但未準許開缺。
當時他的病勢已很嚴重，他曾描述自己的健康情況：“自到福建以來，食少事煩，羸瘦不堪；手腕顫搖，難以握筆，批閱文件，萬分吃力；時間稍長，即感心神県徨無主，頭暈眼花。有時渾身痛癢，並經常咯血；偶爾行動，即氣喘腰痛。”六月初十夜間，忽然痰湧上來，氣喘不已，手足抽搐，昏迷過去。醫生趕緊進藥急救，經過一個多小時，才蘇醒過來。
他自知在世的日子不多了，思前想後，國家仍如此積弱，許多曾想要辦的事都沒有來得及辦，於是竭盡最後一點衰微的精力，將所考慮到的有關國計民生的重要問題，向朝廷作最後一次建議。六月間他一連上了幾道奏疏，提出“專設海防大臣”等問題。由於在中法戰爭中，南、北洋水師不予支援，各省督撫也各自為政，以至海戰未能取勝。因此他建議統一海防事權，由海防大臣全權管理，“駐紮長江，南控閩越，北衛畿輔”。他還建議：興辦電報和加強造船事業，改善營製，嚴格軍隊訓練，振奮士氣。還有：必須加緊修建鐵路，不僅有利於軍事，對民用也極重要。他提出了具體的建議：先興建由清江浦（運河的一個重要碼頭，現為清江市）至通州（通縣）的南北鐵路幹線，可由官招商股試辦。以後再修建橫貫東西的鐵路幹線，以溝通大西北與內地的聯係。這些都是他第一次來福州時就曾考慮的問題，隻是那一次來去匆匆，想辦的事都沒有辦，二十年轉瞬過去了，許多重要的事情至今也沒有辦好。
他還有一件最關心的事：加強台灣的防務。他說：“台灣孤注大洋，為七省門戶，關係全局。”建議將福建巡撫移駐台灣，“以資鎮攝”。並進一步提出：應將台灣改建行省。台灣不僅為海防要地，而且物產富饒，每年收入超過廣西、貴州等省，“自然之利，不可因循廢棄”，前途大有可為。他在遺折中最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