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的春天來了！”
“教育的春天來了！”
“文藝的春天來了！”
鄧小平鄙薄那種以為不向西方學習、便可以建成社會主義的城堡居民心理。他清楚由於當代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即便是連第二次世界大戰裏轟轟烈烈將地球犁了幾遍的各式武器，今日也不過幾近成了孩子們手裏的玩具。
他本可以頤養天年，飴弄子孫，他卻有了趕不上最後一班車的焦灼。他監製車頭，催促全黨上下打開中國車站那扇被沉沉鐵鏽鎖死了的大門。由此，中西方兩列科技、經濟對開的直通列車，走得日夜兼程，響得山回穀應！
他將被打得趴在泥淖裏起不來的民主黨派，又召喚起來，動員他們參政議政。不少有影響的人物，給安排了社會職務；不少頭麵人物，在各級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當了最後一名副職。
民主黨派的隊伍，也有了一定的發展，以目前人數仍最多的民盟為例，據1994年年初的《人民政協報》披露：全國盟員達到了10.5萬人，其中擔任了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的就有311名。在改學部委員為院士之前，擔任過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的盟員也有64人。這隻是十年前的情況，想必現在的民主黨派有了更大發展。
他到第二汽車製造廠視察，注意到了文質彬彬的王兆國，幾乎立馬撳下按鈕，將這個年輕人騰雲駕霧發射去了中央。自1989年後，他幾乎每年都攜全家去上海過春節，他欣賞兩扇濃眉頗像一對凜然大刀的朱基，他力排眾議，讓有右派“前科”的後者，破天荒地打進了中央政治局。本來這在重資曆重出身的政界是不可想象的，1978年按55號文件獲得改正時，度過了“20年沒有黨籍”的日子的朱基，還與他參加工作時一樣，僅僅是個副科級幹部。
因為他是“右派”，從某種程度上，他的思維與操守也出發自1957年。當1991年朱基領命進京時，這一舉動便有了某種程度的象征意義：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積聚了將近半個世紀的、對於家國天下的理想與設計，其中的一員終於在權力高層有了一展宏圖的機會。在庸俗哲學、作秀風氣日趨盛行的官場，他以滾地雷陣、跳萬丈深淵的一副硬骨頭精神，給政壇帶來一股陽剛之氣。同時，也將中國帶入了改革的深水區——他主持了全國經濟的宏觀調控，成功地實現了高速度、低通漲的“軟著陸”。國企改革、住房改革、醫療改革、社會保障改革亦紛紛破題。更重要的是，在他的任期內，中國終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若幹年以後再看，這是朱基給他百年來苦難深重、時下又處於劇變中的祖國最大的貢獻。
當一代英雄歸隱時，人們發現中國仍麵臨效率與公平的深刻矛盾，仍背負著曆史與製度的沉重包袱，一些改革的目標尚沒有達到，最為突出的便是“三農問題”。人總是有自己的局限，雄才大略如朱基者，也莫不如此，而有的局限性還是屬於這個時代的。因此，2003年的春天，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裏，一片春汛般洶湧的掌聲送走一位75歲老人的清臒身影，人民又調過頭來，對新一屆政府寄予厚望……
不僅僅是朱基、王兆國，從1984年起，鄧小平讓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負載起權力的壓力，當然有的殫精竭慮，有的迷惑於官場變幻，有的還享受起為官的愉快。他還設立黨的顧問委員會作為走向絢爛夕陽的過渡機構，讓一大批老幹部痛痛快快或者罵罵咧咧地退了下來。
早在1993年9月30日的《日本經濟新聞》上，日本國民經濟協會理事長葉芳和，發表了題為《中國是民營化的先進國》，內稱：現在中國正在發生巨變，這次我訪問了吉林省，地方的領導人都非常年輕，讓我感到吃驚。領導人都是40多歲，特別是有些人是從美國留學回來，還有從日本留學回來的。地方幹部的年輕化簡直令人難以相象……
與全國人民一樣，這二十年來知識分子的精神和物質生活，都好過這之前的任何一年。再沒有半夜敲門。再不怕海外關係。無須去“五七道路”上錘煉紅心。調動一個單位，也不像昔日幾近調去另一個星球上一樣困難。而且，無論是在“世界大串聯”中，還是在“孔雀東南飛”裏，知識分子都是急先鋒。飯不但能吃飽，還能夠吃好。再拮據，家裏總會有電視機、冰箱，或者電話。很長時間裏，每評一回職稱，僧多粥少，幾乎都打得頭破血流，心有餘悸，可不管怎麼說，隻要去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摸到下巴上長了胡子的，十有八九，不是正副教授、研究員，就是國家一級、二級編劇、作家；每加一回工資，多出來的十幾、上百塊元錢，已不被許多知識分子看在眼裏，他們的兼職收入，已足以使他們向小車、別墅階層挺進……
另一個中國，將科學鋸為兩段，一段是自然科學，拿去做桌麵，盡力在上麵漆出各種各樣美麗的花紋。再一段是人文科學，好像隻用做椅子腿，之所以說是椅子腿，一是說它造型如何、材質如何均無關大礙，隻要它能立在那裏就行了。
據報載，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全國每年花在洗桑那浴上的公款達到了200億元以上，花在吃喝玩樂上的公款，更多達2000個億，但國家每年隻能拿出幾個億來作為社會科學發展基金。對科學短視化，急功近利化的結果，使實用技術性和工具性教育，在當今的校園裏浮躁地蔓延，匆忙地產出，其偽劣“產品”之多，足以讓王海們在這個領域裏打一場“淮海戰役”。
注重熏陶社會良知與培育價值創造的人文學科卻日愈萎縮，也據報載，在國內第一流的北京大學、複旦大學，其曆史係、哲學係多年來招生也發生了困難。北大中文係的學生竟向老師提出：作為一名文科學生，我們耗費四年所學到的一切，對於校園外那個紅塵滾滾的世界，到底能起什麼作用?
之所以說是椅子腿，二是說人文科學雖無礙大局如椅子腿，卻又似椅子腿一樣總被某種力量緊緊壓著。不是沒有呼喚過鬆動和實際上的鬆動，但大約可以如是說：
這是一條表現思想的個性難於表現技巧的個性的椅子腿。
一條可以去馬王堆、象牙塔或是莽林蠻荒裏瀟瀟灑灑，卻一不小心，就會在被現實呼應的曆史，被曆史製約的現實中給絆個仰麵朝天的椅子腿……
有學者問道——
我們的問題究竟出在哪裏?我們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出的問題?我們有反右、“文革”這種世界曆史上都罕見的浩劫，但對這兩段曆史，我們至今最多隻有展示運動經過的著作，卻沒有一本著作昭告世人，中國為什麼會發生反右、“文革”?更沒有產生過代表這一時代階段性文明成果的大思想家或文化巨匠。即使是五四時期或三十年代曾輝煌過的一些文學大師，經此兩役以後，也大都成了“不唱歌的夜鶯”。
中國的荷馬、亞裏士多德、伏爾泰、盧梭、黑格爾……將會如星辰一樣升起在哪座年代的峰巒上呢?
傳統上缺乏宗教背景，因而難有終極關懷的中國人，什麼時候能表現出強烈的尊嚴意識、道德意識與人道主義精神呢?
這肯定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嚴峻的問題，之所以稱其為嚴峻——
1993年，由幾個最多對美國的“可口可樂”、好萊塢、摩托羅拉有些了解的年輕人，在商業化的流水線上，趕造出來的一堵冷戰時期的殘垣斷壁——《中國可以說不!》，據說竟在中國引起了轟動；
至少到現在，社會上清濁不分，恃強淩弱，乃至助紂為虐、逼良為娼的事兒，仍屢屢發生，並幾乎讓人們見怪不怪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我們經常能感覺到兩個中國之間的衝突。
即現代中國城市中國與傳統中國鄉村中國之間的衝突，或者說，我們常常能在現代中國目睹傳統中國的陳跡，在城市中國感喟鄉村中國的陋習。
在1998年我的《千年沉重》一書的上海討論會上，專治思想史的著名學者朱學勤先生，形象地將前兩個中國概括為外灘中國，上海外灘是宏偉的，美麗的，璀燦的，風情萬種的，無論白天和晚上，她都在展現自己站在太平洋西岸麵向世界的博大胸襟與深沉呼吸，她可能在諸多方麵代表了或象征著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在物質與精神層麵所達到的最高成就。